秦长庚这时没有想到,最后一次见到勤劳善良的父亲竟然是如此一幅场景。一个小时后,年仅59岁的父亲,被残忍的日本兵杀害。
“当时,我父亲看到我回来,小声对我说,你还是去插田,别管我。我吃了点爆花米,就出去了。走出房门的时候,看到屋后有20多人在躲子弹。我也有点害怕,就躲到一条沟里。沟里全是人,我身上就有几个人躺着。这时突然窜出5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准备向沟里开枪。”
“我当时还抱着一丝幻想,对日本鬼子说,先生,我们是老百姓,打不得呀!可恶的日本兵根本不理会我们的话,像疯狗一样,端着机枪扫射。睡在我身上的几个人都被打死了,血流成河。这群日本鬼子走了后,过了20分钟,又来了一伙兵。我当时正准备爬起来逃生。一个日本鬼子就一把拽住我脖子后的衣领,让另一个鬼子拿一个铁锤朝我的脑袋砸。我吓得要死,使出吃奶的劲躲了过去,拿铁锤的日本兵因为用力过大,被铁锤的惯性带着向前摔到了。我就趁机跨过这名日本兵,一把抓住大堤上的一棵树,爬上堤。我在抓树的时候,一个日本兵猛地用刺刀狠狠地刺进我的腰间,我感觉肚子里都是刀子的冰凉和疼痛,感觉伤口不停地在喷血、冒气。突然间,我的眼睛就没有亮光了,我就这样昏死了过去。”
老人提起上衣,露出了他手上、胸前、腹部的累累刀伤。他说,现在依然饱受旧伤的煎熬和折磨。
“我是上午9点多钟被杀的,到下午6点钟,我大难不死,自然醒过来了。我看到处处都是尸体,我就很木然地回到屋里,感觉肚子里像火在烧一样,就舀了两瓢冷水喝,并随便在伤口敷了点草药,这样才感觉好一点。过了两个多月,伤口愈合了。直到现在,我的腰部和手还不时隐隐作痛。”
“回到家后,我才知道我的老婆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住在罗保宁家里。罗保宁家四面环水,在岛中央,而他的屋四周又有很多树,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我的父亲不见了,后来是舅舅告诉我说,他在屋前的大堤上发现我父亲死了,身上还有几个弹孔。舅舅就赶紧把父亲的遗体掩埋了。”
秦长庚哽咽地告诉我们,他恍惚中依稀记得,59岁的父亲被鬼子拖出门的时候,还喊了一声“长庚!”
“62年过去了,我现在还时常怀念我的父亲,怀念和他一起下田插秧、上街卖米的情景。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庄稼汉,打过鱼,织过花篮,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毁了。解放后,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1年入党,曾担任农会副主任、大队长。1962年,在党的号召下,我又回村务农,搞社教工作,一直到今天。”
惨案幸存者郭鹿萍:“刺刀穿透我的腹部,从我的后背穿了出来,鬼子怕我不死,连忙在我前胸又补刺了3刀。篡改侵略历史的人,你们看看我身上的5个刀眼!”
和全伯安一样,郭鹿萍今年也是79岁。
郭鹿萍说,他的命运就是在1943年5月9日改变的。
大屠杀过去62年了,郭鹿萍老人始终忘不了他家的小药店,忘不了一味叫“田三七”的药,因为来药店的顾客买这味药的很多,看着服药后病人身体好转,抓药的郭鹿萍内心无比舒畅。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医生,经常走村窜户给乡亲们看病。我17岁的时候,在父亲的药铺里帮忙,最大的愿望就是象父亲一样救死扶伤。”
老人头发稀疏,背有点驮,但举手投足仍很敏捷,记忆依旧清晰。
“5月7日,我在河边玩耍,看见好多飞机和汽艇,回到村里,发现逃来了很多衣冠不整的军人和逃难群众,感觉很不对劲,就和父亲商量,连夜把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送到了益阳。”
“5月9日清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我,街上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早早关了店门,跑到住在乡下的李枝生家里去避难。到李枝生家时,他家已经挤满了人,粗略一数,竟有100多个。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日本鬼子会杀人,只是害怕飞机扔的炸弹会炸伤我们。上午10点左右,一小队日本兵包围了李枝生家,然后冲进来几个鬼子,把人全部赶了出去,我躲在床下的水沟里,没有被发现。”
“过了一会,我听见外面哭喊声一片,害怕鬼子要放火烧屋,便探出头看,不想头部被木棒猛击了两下,眼冒金星,被打晕了。”
郭鹿萍老人指着左眼眼角,那一块微隆的紫黑色皮肤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
“两个日军把我拖了出去,场子上已有100多个群众,我父亲和表哥也在其中,他们上身全部被扒光,只有我一个穿着烂棉衣。有一个骑白马的军官腰佩指挥刀,指挥手下的士兵把我们分为几组,然后绑在一起。我听不懂日本话,以为抓我们去做苦力,心里慌乱极了。”
“这队日本兵把我们赶到德伏小学操坪,命令我们跪在一面墙下,然后抽出雪亮的刺刀。曹云开是第一个被杀的,当日本兵举起刺刀,在他上身乱刺时,他猛地喊了一句:‘你们真的杀人啊!!’接着头一扭,血就喷了出来。”
据老人回忆,那个刽子手不到一米七高,身体粗壮,头戴军帽,眼冒凶光。
一个接一个,刺刀刺进郭鹿萍的身体时,已有10多个乡亲惨死在这名刽子手的刺刀之下。
“我穿了件厚厚的烂棉衣,第一刀没刺进多深,鬼子见状拼命向前一桶,刺刀穿透我的腹部,从我的后背穿了出来。我就侧身倒了下去。有一个鬼子怕我不死,连忙在我前胸又补刺了4刀。我痛得晕死过去,飞溅的鲜血把棉衣染红了。”
说到这里,郭鹿萍老人把白色衬衣向上卷起,露出伤痕累累的皮肤。这哪里是一个正常人的皮肤?背部、腹部、胸部布满了伤疤,几乎找不到一块平滑的肌肤,5个刀眼如同5个补丁,永远残害着老人的身体。
“那天下午3点,我渐渐恢复了知觉,睁开双眼一看,鬼子已经走了。旁边死去的乡亲有的肠子都露在外面,有的脑袋被砍掉,惨不忍睹。我便挣扎着爬到40米之外的一块蚕豆地里,和两具尸体睡了3天,鬼子一来,我就装死。那些天一直在下着小雨,我身上的烂棉衣全湿了,又冷又饿。渴了,就喝蚕豆叶子滴下来的水珠,肚子饿了,就吃小蚕豆,连喊话的力气都没有。”
5月12日,日军在血洗厂窖后,离开了。厂窖街上慢慢有人回来,一阵阵脚步声惊醒了半睡半醒的郭鹿萍老人。
“‘是聂老三!’聂老三是我的街坊,他路过蚕豆地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我分辨出来了。我便使劲呻吟,幸好聂老三听见了。当他和乡亲们把我再一次抬到李枝生家的时候,我已经气若游丝,李枝生被砍了8刀,还有一口气,父亲和表兄的尸体也摆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以为自己活不长了。”
奇迹又一次降临到郭鹿萍的身上,李枝生的女儿用草药治好了他的刀伤。一个星期后,郭鹿萍急不可耐地奔回家,看到被鬼子砸得粉碎的药铺,他父亲毕生的经营毁于一旦。
“又过了一个月,我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回厂窖,父亲死了,药铺是开不成了,只好开了一家南杂店。”
郭鹿萍老人是随和的,当他诉说起62年前的烽火,总是那么平心静气;老人同时又是愤怒的,当他得知有人否认62年前的屠杀,他每每将衬衫解开,露出如山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