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戴袁支

　　30多万人的血泪，南京保卫战的战史，日军施暴铁证，外国媒体报道，正义审判的记录……新近出版的8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下称《史料集》），此刻铺满记者的案头，一一捧读，心在逐渐发沉。关于这套丛书，关于那段往事，在记者对该书编纂者的逐一走访中，历史逐步露出其残酷然而真实的一角。

　　真实历史愈厘愈清

　　《史料集》主编、南京大学博导张宪文教授指出，战后60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基本采取了或暧昧或含糊其辞或躲躲闪闪的态度，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甚至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欲厘清死难者的人数”，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宅巍认为，“从对遇难者尸体的掩埋入手，是最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此前的《拉贝日记》的注释为：“慈善团体掩埋”一项是18．5万具遗体———“崇善堂收埋11．2267万具，同善堂收埋7000具，红碯字会收埋4．3123万具，红十字会收埋2．2683万具，回民掩埋队收埋约400具”。

　　而此次在编辑《史料集·遇难者的尸体掩埋》卷的过程中，孙宅巍又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发现：还有代葬局、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4家慈善机构，收埋1．3万具尸体。这样，仅慈善团体掩埋遇难者尸体一项，就从通常所说的“5家掩埋18．5万具”，改写为“9家掩埋19．8万具”。

　　加上，市民群体自发组织的临时掩埋队收尸4．2万余具，南京市、区两级伪政权收埋尸体1．6万余具，扣除明显重复交叉的1万具；再加，日本战俘供述的日军曾经动用部队毁尸灭迹约15万具（扣除与收埋数字可能交叉的部分，应有数万具尸体被焚尸灭迹）；再酌量扣除数千具阵亡中国军人遗体的数字，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是有充分依据的。

　　孙宅巍说，“近年来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暴行关注的焦点之一，乃为死难人数问题”，而上述以史实来讲话的内容，“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意义十分重要”。

　　再现当年审判全景

　　二战结束60年了，当年在南京被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的后裔，还在为他们的祖先翻案。这一活生生的现实，最近出现在日本。

　　此时打开《史料集》，读读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史料，或者更能明了“何为真实”。正如编译《史料集·东京审判》卷的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杨夏鸣所说：“通过阅读控辩双方的证据，特别是阅读起诉方律师对辩护方证人进行质证的法庭记录，就有身临法庭的感觉，通过对双方证据的比对，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可以形成自己的看法。”

　　杨夏鸣透露，该册内容大部分译自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原件，许多是首次以完整形式出版。

　　翻看此卷，一幕幕法庭唇枪舌战的场景宛若就在眼前。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在法庭上狡辩说，他领兵入侵上海，是防止武装冲突的扩大。质证时，诺兰准将问松井石根：“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派给你一个半师团，你是不是要求增加到五个师团？你说你希望尽快就地解决冲突，但1937年你离开东京时是不是宣布，你想在占领上海之后继续攻占南京？”

　　确凿的事实，戳穿了松井“防止武装冲突扩大”的狡辩，揭示了他一心扩大侵华战争的本来面目。

　　另外，松井还狡辩说，“所谓的（南京）大规模的屠杀和暴行，这一点起诉方在本法庭也声称发生了，但却是我第一次听说”。但在诺兰准将的追问下，松井不得不承认，1937年12月，他从记者那儿听说了强奸、抢劫、暴力掠夺物资；从宪兵那儿听到谋杀的报告；从日本领事馆领事那儿听到性质相仿的报告。（事实上，松井得知暴行后，在1937年12月20日日记中写道：“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

　　……大量事实，在这套《史料集》中被一一披露。

　　死里逃生者叙说痛史

　　在领“良民证”时，孙宝贤因缺乏住室管理员作保，已被列入没有保人的人群，等待拉上汽车送走枪毙。出于同情，有人出面为他们作保，日本兵不允许；此时，又有妇女出来为另外的人作保，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孙宝贤才幸免于难。

　　———这是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光华门战斗的孙宝贤的回忆。

　　选编《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的南京师大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张连红透露，这份回忆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收藏，此番为首次正式发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郭必强等发现的大屠杀期间的《程瑞芳日记》，此次也被收入该卷。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惟一一部中国难民自己写的真正意义上的日记。

　　　 据介绍，南京大屠杀期间，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曾留下许多日记和书信，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威尔逊日记》等，但由于当时环境险恶，作为受害者，中国人自己留下的日记并不多。难得的是，原金陵女大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程瑞芳女士，当时曾逐日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在金陵女大的暴行，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般读者读了这一卷后，会得知：南京郊区的老师是如何逃难的；为躲避日军屠杀，当年守军军官钮先铭是如何为僧八个月，目睹了当时的腥风血雨的；已被押到屠场的幸存者唐广谱，是如何从数万人的尸体中死里逃生的；一名懂日语的中国少校参谋，如何化装成难民避难，并参与“世界红碯字会南京分会”收殓死难者尸骸工作的……

　　一份份真实记录，掩卷之余，仍让人心绪难平。

　　加害者当年的自白

　　1938年7月13日，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在《阵中感想录》说：“到达中支那（指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在听取了……报告后才得知，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人在。”

　　读者通过阅读《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后，自己可以作出判断，当年在南京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大屠杀。

　　该卷收录了时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石射猪太郎的日记。其在1938年1月6日记载道：“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

　　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的饭沼守也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山田支队用刺刀分批处置了一万几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押送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

　　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日记中也供认：“俘虏……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两个联队都搜寻到数百名败兵，并予以枪决”，“在下关，被枪决者达数千人”。

　　《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卷的编译者、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说：“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亲历者和见证人……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这些日记出自当事人当时的记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已经出版的《史料集》，还包括“战前的南京与日机的空袭”、“南京保卫战”、“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等。

　　有人计算并评论说，30多万人洒下的热血就有1200吨，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阅读之余，深刻总结，历史悲剧才不致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