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郑焰、见习记者沈亮、记者郭高中/北京报道

　　经济中的潜规则只有男人才最清楚。做生意并不仅仅是现代企业制度就够了

　　8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就举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纪念活动以及中国政府推进男女平等、优化妇女发展环境等方面情况进行了说明。

　　此前一周，温家宝总理在第四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妇女儿童发展状况作为衡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将妇女儿童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并切实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能力，加大对农村妇女儿童工作的支持力度。

　　35岁的女律师颜文翠关注了上述消息，但十年前，她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性别会为她引以为豪的职业带来一丝尴尬。

　　“你会喝酒吗”

　　“2002年，我在北大法学院进修时，一位男律师问我：你会喝酒吗？我说，不会。他大吃一惊，不喝酒怎么打官司呢？”颜文翠说。

　　22岁的大学毕业生李爽是个心气很高的女孩，成绩优秀，不甘心做“男人的肋骨”。

　　“但现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分四等人，依次是有北京户口的男性、无北京户口的男性、有北京户口的女性和无北京户口的女性。总之，女生总是要排在男生后面的。”李爽很不服气，“我们班上的男生都找到工作的时候，女生们还在焦虑中;但我并没觉得男生比女生出色多少。”

　　今年9月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十周年。但大会提出的男女平等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2004年湖南省人事厅制定的《公务员体检标准》里，甚至要求女公务员“乳房对称”。一时间舆论哗然。

　　2004年，上海市妇联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十所高校的1000名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求职过程中，58.8%的女生认为遭遇了性别歧视。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男性的确在很多场合比女性有优势。”女律师颜文翠不得不承认。

　　在北京经营高科技企业的唐女士说，一些男客户到了晚上都暗示去有陪侍的歌舞厅一类场合，这种时候，她很尴尬怎么带他们去，“做生意还是男人更合适。”

　　“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男人型经济’，在很多场合它都靠蛮力而不是靠智慧，是一种失衡、粗放、浪费和不协调的类型。”她说。

　　“经济中的潜规则只有男人才最清楚。做生意并不仅仅是现代企业制度就够了，它往往还涉及官场、权力，有时候还有暴力因素，这是男人的擅场。若说需要女人，那也只是指的美女吧？”哈尔滨经营私营企业的张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出色的女律师大都像男人”

　　颜文翠律师在工作时习惯穿深色套装，不苟言笑，但她私下里其实是个很温和的人。“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想，这是颜律师，而不是：喔，这是个女律师！”

　　“不少女性在与男人竞争中会主动压抑自己的性别特征。她们会很大声地说话，让自己显得更权威，变得更像男人。”北京三星广告公司人事部主管王小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如我们公司总监级别以上的女人，都没有结婚、生子，她们中有的已经快40岁了。”

　　当颜文翠意识到自己在司法公关的酒桌上，绝不能像男同事那样进退自如时，为了避免尴尬，她有意识地选择一些非诉讼类案件或是由女法官审理的诉讼案件。

　　“但我得承认，出名的女律师的确很少，女性律所合伙人也是少之又少。”颜文翠说。

　　2004年5月召开的首届“中国就业论坛”会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提交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女性职业下沉现象开始凸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加大。女性就业大量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业和纺织业；而在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女性就业所占比重就相对小得多。

　　“在我所从事的研究咨询行业中，女性占从业总人数的70%多，而企业所有者与高层管理人员的70%却为男性。”北京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妇女从政的状况也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以最高权力机关而言，全国人大女常委委员比例在1975年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25.1%，80年代以后长期在14%以下徘徊，目前这一比例在13%左右。

　　领导岗位女干部比例也偏低，尤其是基层情况严重，2003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不足20%，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只有1%。

　　“在晋升高级管理人员时，我们要考虑女人是否经受得起很大的压力，是否镇得住手下资历比自己深的男性同事。确实存在对女性的担忧。”王小龙说。

　　中国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鹏女士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女人要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就要比男人具有更博大的胸怀和刚柔相济的领导才能。

　　“更多的男人其实不愿意接受一个女领导。”她说。

　　“真很奇怪，出色的女律师大都像男人。”颜文翠说。

　　美女创造GDP

　　经过复赛和决赛，江苏东台市安丰镇“东淘佳丽”选美比赛已赛出了冠、亚、季军。

　　按照赛前的承诺，安丰镇政府与冠亚军签订了聘用她们为镇招商办副主任的合同。在合同中，镇政府也对她们提出了工作目标:一年内须完成一个1000万元以上的招商项目。

　　经济学家们惊呼“美女经济”来临。在其后，则是数以亿计的广告收入和中国美容业15%的年增长率。

　　这是个“美女爆炸”的年代。似乎，各地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美女。

　　在被称为“中国选美元年”的2003年，中国三亚举行世界小姐中国总决赛；其后，环球小姐中国总决赛、国际小姐中国总决赛、“中华小姐”总决赛，以及首届中国小姐、上海小姐，各种模特大赛席卷全国。

　　紧接着，北京姑娘郝璐璐经过11项整容手术成为“中国第一人造美女”。在其后的几年内，“中原第一人造美女”、“浙江第一人造美女”、“安徽第一人造美女”等纷纷登场。54岁的东北老太要作第一“人造美太太”。浪潮延续至今。

　　“市场带来了女性的身体商品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表示。

　　王月是个漂亮女孩，女性文学研究者，曾经的女权主义者。

　　“若干年前，我刚接触女权主义时，似乎存在模糊女性特征的倾向，生怕女人不能像男人一样强悍有力。而如今，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女人身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她说，作为女人，必须美丽动人。要用昂贵的保养品，要穿漂亮衣服，甚至整容;身体成了这个商业社会的重要一环。

　　“我觉得一切都很反讽，我在哪里？”王月说。她的意思是，中国很多女人打扮自己，其实是追求美丽之外的东西——为了讨好社会、讨好男人，以利生存。

　　“‘美女经济’的后面是男人。”零点调查公司总裁袁岳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男性依然是当今社会的资源掌控阶层，他们把女性作为资源去开发。”

　　知识经济时代远没到来

　　国务院发展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刘力群对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关注已久。每逢开会，他都会就此问题询问一些女厂长或者女经理其企业的情况。

　　“但恰恰是她们，非常激烈地反对招收女职工，因为她们最知道招聘女员工成本高、产出低。”

　　刘力群分析认为，由于女性有生育、操持家务等“先天不足”的自然附加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自然不愿意接受“性别亏损”的女职工。而男性在工作中可以无限制地投入，具有体力精力等多方面的优势，成为就业市场普遍受欢迎的宠儿也就不奇怪了。

　　“从律师来看，在一些专业知识壁垒较高的领域，比如涉外经济合同和一些大型企业法律顾问，因性别导致的差异就会小一些。”颜文翠表示。她是个相当出色的涉外经济法律师。“因为这些领域相对规范和清晰，许多法律之外的因素就小一些。”

　　尽管妇女经商遇到了比男人更多的麻烦，但她们仍靠智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2003年全国妇联的一次调查显示，中国女性企业家虽然占全国企业家人数比例不到两成，但妇女掌管的企业赢利却高达九成八。

　　“男女体现的是生物学上的差异，而不是智力水平的差异。对女性的歧视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低水平状态，知识经济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刘力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其实，这才是文艳不能被北大录取的深层次原因。

　　上世纪70年代,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物理专业本科女生比例，分别达到过42%和37%。然而,到了90年代，这个比例在两校分别下降到9%和8%。美国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物理学女生比例从1978年的9%稳步上升,到1999年达到创记录的21%。

　　专家认为,导致倒退的一个原因是，在如今的中国经济结构中，获得学位并不意味着女性能得到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机会。

　　王鹏女士认为，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下，“近年来许多高知女性退回到家庭，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政府应该大有作为

　　著名经济学家海闻认为，性别歧视的存在和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有关。

　　“最大的责任还在政府。企业选择用人自有它们的理由，但是涉及公平公正的问题，是需要政府来评判和纠正的。”

　　他指出，在中国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上都印有关于性别、身高、年龄甚至照片的要求。这种现象在美国很少见，因为有立法来专门保障人权。

　　为了能最充分地保证妇女最终进入决策领域，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男女平等参政的立法规定。 到2004年7月，世界上已有14个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议会中的女性比例，48个国家在选举法等有关法律中规定了妇女参政比例。

　　值得瞩目的是，中国正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此进行了专门规定。不久前，该法律修正案已送交全国人大审议。

　　新草案除了明确规定逐步提高各级政府机构、各行各业、群众组织中女性的比例外,还特别指出:“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了特殊专业以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