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累累白骨震憾的日本律师
小野寺利孝，日本知名律师，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事件日本律师团团长，我们的拍摄也是由他和他所发起的诉讼开始的。
2004年3月，小野寺利孝和另一位日本律师南典男一起来黑龙江齐齐哈尔，他们将要在这里做一次特殊的调查。小野寺说：“这个徽章是在取得律师资格的时候，日本律师联合会发给每个律师的证件，以证明这个人有律师资格，在这个徽章的后面有一个号码，我的号码是10600，这个号码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这证明了我是日本战后第10600个律师。平常我不戴这个徽章，今天我戴了这个徽章，不仅仅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律师，而是还想说明，我是带着这个徽章所承担的责任感在说话做事的。律师具有保护人权和主张社会正义的使命。”
在齐齐哈尔市北疆小区，两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挖出了5个铁桶，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五个铁桶，给40多名无辜的百姓带来了一场巨大的伤害，因为铁桶里装的，是被称为毒气之王的芥子气，这，就是两年前发生的8•4事件。
2003年8月4日，齐齐哈尔发生了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伤人事件。导致我国44名公民受害，43人受伤，其中伤势最重的河南农民、30岁的李贵珍死亡。
2004年3月6日，40多名芥子气受害者自发组织了“齐齐哈尔‘8·4’事件原告团”，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
这一次，两位日本律师就是接受了40多名原告的委托，专程赶到齐齐哈尔，为下一步的索赔诉讼作准备。
小野寺利孝：“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了解和收集大家的要求，然后，为了实现大家的这些要求，我们要同日本政府进行战斗。
“组成了原告团，组成了律师团，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官司就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整个的诉讼过程都会是非常艰难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将要提起的这场诉讼，不仅仅是诉讼，更是一场战斗，我们起诉的对象是日本政府，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日本政府，这个巨大的国家权力机构，日本政府，是我们的对手。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明确地跟大家说，提起诉讼的话，是需要很多钱的，一笔数目很大的钱。
“这么跟你们说也许不合适，即使我们向你们提出，支付这笔庞大的诉讼费用，你们也是付不出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律师团从战争后害者的你们手中，一块钱的代理费、诉讼费都没有收过，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我们律师团自己负担的。请大家想一想，中国的律师，如果你不出钱，还愿不愿意为你出庭辩护？不仅仅不要钱，还用自己的钱，为你出庭，为你辩护？这样的律师有多少呢？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世界。但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正义而战，这点我们非常确信，但是也请大家理解，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
他们是日本律师，同时也是日本人，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无偿地付出自己的时间、金钱，替中国人打官司？
小野寺先生告诉我们，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做代理人在日本打官司，是从他来中国访问开始的。
1994年，小野寺先生和日本法律家协会访华团一起访问中国，在这次访问中，先后到了沈阳、南京、平顶山等当年深受日军蹂躏的地方参观，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地上，亲眼看到自己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用小野寺自己的话来说，他所受到的冲击，是做律师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小野寺：“对我来说，冲击最大的是参观平顶山惨案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当我在那里面对着累累的白骨，看着人们各种各样临死时的姿势，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虽然都是白骨，但是都发出了愤怒的呐喊，在无言地控诉着，这种无言的控诉我不是用耳朵听见的，而是用我的灵魂、我的心感受到了这一点。而这些残忍的行为是离我们并不很远的祖先做的，这种野蛮的行径，这段历史，离我们是如此的靠近，也许就是我们的爷爷，也许就是我们的父亲做的，在战后，这段历史被忽略了、否定了，他们既也不反省，也不谢罪，更没有赔偿。而我们觉得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并使它有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有愧于良心。”
就是这种良心，促使小野寺先生下定决心，勇敢地面对这段历史，回国后，他发动了100多名日本律师，组成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事件日本律师团。
1995年，律师团宣告成立，这个团体的口号是：“战后50年，日本的良心被追问。”
从1995年8月开始，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事件日本律师团，一直为中国受害者无偿代理20多十起案件，其中包括花冈事件诉讼案、刘连仁劳工案、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诉讼案、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案、平顶山惨案案、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案等。
在和这些日本律师所接触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些日本人把自己的政府推上被告席，他们，到底爱不爱日本呢?
小野寺：“我当然爱我自己的祖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生我养我的是日本，我的父母不仅生了我，母亲还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的老母亲已经八十三岁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不爱自己的家人的呢？都是爱的呀。正因为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日本，所以我才希望日本能够很好地认识并改正自己的过去，最终成为中国人能够信赖的国家，我一直在为此而拼命努力。不达到这个目标我是决不罢休的。今年我已经六十三岁了，我希望再过数年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按日本的规定，在日本法庭上进行的诉讼，因此，在法庭上作代理人的必须是日本律师，与此同时，律师团所有的调查取证工作，都需要在中国进行。
但是，在中国，日本律师寻找当年的受害者，非常困难，而和这些受害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就更难了。于是，日本律师团开始寻求中国律师的帮助。
大森典子——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索赔诉讼律师团团长，从1995年开始，在山西进行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取证。
大森典子：“我们想更好地解决问题，但是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受害者不愿意、或者说不敢把自己过去的那段痛苦说出来，不敢讲给世人听，也不敢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为了改变这种人们的这种意识，让普通的受害者也安心地、大胆地站出来，讲述这些过去的事情，我们就希望能有一个中国的律师一起合作。”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日本女律师的代表，大森典子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向中国律师提出了协助调查的要求，那一天，北京的律师康健也在现场。
康健回忆说：“会议要结束时，日本律师大森典子提出，她们在中国正在调查慰安妇的案子，但是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没办法进行，没法去那个地方，没法查证，问中国律师是不是能协助。但当时慰安妇这个话题，在中国是一个很陌生的话题，坦率地说，是不谈的话题，事先告诉你这个话题不要谈。”
康健说：“没想到在会上，日本律师提出来一个我们最不想谈，也是最不能谈的话题，所以当时其他律师没有反应，当时冷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没有反应，太窝囊了，出于我自己的习惯，我说，作为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不可以的，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来讨论，作为一个诉讼，不是不可以的，当时日本律师特别高兴。”
当时，康律师并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的几句话，却引起了日本律师团极大的重视。
一个月以后，日本律师专程到北京来找康健谈，问她能不能介入这个事。康健一看他们认真了，她也认真要求与日本律师之间签协议，还要看他们写的起诉书，要看一下是真是假。康健心想，他一个日本人，代理中国人跟日本政府打官司，我们中国人那么痛恨否认历史的日本人，而你一个日本人却来介入打官司，会是抱着什么目的呢？是真的假的？
当时，日本律师要跟康健干杯喝酒，康健既不肯与日本人碰杯喝酒，也不给他倒酒，让日本人自己喝。康健说那次见面特别有意思。可能互相都在揣测，特逗。
就这样，在互相的猜测中，康健和日本律师一起开始了他们长达10年的合作。
康健：“开始我的同事都说我，你干吗和日本人合作？你干吗帮他们？我听了还挺生气，我说我不是在帮他们，我在帮受害者呢。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力，谁也不会没事干，拿出这么多钱，这么大的精力，来做这件事情。”
要把对日诉讼从黑发人打到白发人
2005年4月，以大森典子为团长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诉讼律师团，专程到山西，就案件的下一步进展，和山西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及子女进行交流。
从1995年开始，大森律师先后对山西十几位受过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大娘进行过调查。
大森典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已经去世的侯巧莲大娘，刚开始接触大娘时，我是和一位日本男律师一起去的。对于侯巧莲大娘来说，那次可能是她在战后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尤其其中一个还是男的。调查中当我问到被强行抓到据点后发生了什么时，大娘突然放声大哭，看上去全身都僵硬了起来，那次见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可能是她受到伤害后留下了后遗症，而我们的出现又使她回想起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特别是要在一个日本男性的面前讲述自己受伤害的历史，大娘是非常紧张的。对于我来说，作为日本人感受更加强烈，能深刻感到她们内心的那种恐惧。”
侯巧莲：“想起以前的事情，我实在是痛苦，我当时太小，我受的罪，我才是一个14岁的娃娃。我不能受那个罪，我受了那个罪，就痛苦的不行。”
她，就是侯巧莲大娘，这是她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留下的一段资料。
1942年，侯巧莲所在的山西盂县进圭村，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大约120人。日军驻扎下来之后，开始抓捕村子里的女人，关在窑洞里，以供他们发泄兽欲。
侯巧莲被抓到窑洞里的时候，才刚刚14岁。
当时日本兵对她们的侮辱、摧残，无法用语言表达。不到半个月，这些受害妇女全身都肿了，每天都不能穿衣服。回家的时候连毛驴都不能坐，根本就走不了路，坐也不能坐，有的是背回来的，有的是用箩筐给抬回来的。
在那个院子里，共有30多个妇女被抓来遭受日军的蹂躏，对于自己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在战后50年，侯巧莲大娘一直不愿提起，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和老伴也始终不知道细节。孩子都不知道细节，家里人说他是疯子，一说开会就往厕所跑，因为当时抓她的时候就是说去开会，开会是他最害怕的。
1996年2月23日，侯巧莲和另一位大娘郭喜翠一起，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
从起诉到一审判决，经历了6年的时间，但是，侯巧莲大娘没能等到判决的那一天。
1999年4月，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侯巧莲大娘因病去世。
对于康健律师来说，侯巧莲的去世，也给她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2002年3月26日，侯巧莲大娘去世3年之后，东京地方法院对她们的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侯巧莲、郭喜翠大娘的诉讼请求，原告败诉。
2005年3月16日，和侯巧莲一起提起诉讼的，79岁的郭喜翠大娘来到北京，她将飞往日本，参加东京高等法院的二审判决。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做出判决：驳回候巧莲、郭喜翠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
在侯巧莲大娘去世6年之后，她和郭喜翠大娘的的官司再次败诉。
从1995年开始，以大森律师为团长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诉讼律师团已经进行了10年的努力，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起这类案件胜诉。
对日本律师团来说，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和本国政府打官司，把诉讼的矛头直指日本政府，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在日本法律和现行司法制度上遇到的障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
日本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最长的为二十年，而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提起诉讼的时候，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
此外，在战前的日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理，叫“国家无答责”。意思是，对于个人受到的损害，国家不具有赔偿的义务，这是在明治时期，基于天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而产生的一则法理。战后，这则法理虽然不存在了，但日本政府仍援用这一不复存在的法理来抗辩，以推卸责任。
如果严格依照日本现行法律，所有的索赔诉讼获胜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也就是因为深知这一点，团长小野寺利孝在10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要从黑头发打到白头发。
小野寺：“前不久，我见到了平顶山案件中的原告苏方荣，当时我们把我和她十年前初次相见的照片作为证据提供给了法院。从这个证据照片看，当时我的头发还是黑黝黝的，脸也还是非常年轻非常精神的，现在十年过去了，人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头发也白了，皮肤也粗糙了，年华也老去了，真是让人感叹岁月的变迁。”
在这场漫长的诉讼中，和日本律师一样，中国的康健律师也整整坚持了10年，10年来，她共接手了10几件案件，每一件都占用了她很大的精力。
康健：“曾经有过，想不干了，干吗呀，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但这个念头很快也就消，失了，最多半天就消失了。因为凭良心讲，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律师，这么重大的损害案件，你就让他放任不管，漠视他，我觉得从良心上说不过去。”
对日诉讼里的中国律师只有4位
2004年9月19日，康健和日本律师一起赶往河北唐山，那里将有一批中国劳工开始新的诉讼， 10年来，尽管每一场诉讼，道路都非常艰难，但是，中日律师和中国受害者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脚步。
2004年6月，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第二次来到齐齐哈尔，对8•4事件做进一步的调查。
陪同日本律师一起调查的还有中国律师苏向祥，他也是在1995年开始和日本律师一起合作的，和康健一样，成为最早接触对日诉讼案件的中国律师。和这些日本律师接触几次之后，苏律师发现了一些他事先没有想到的事情。
苏向祥：“在中国从来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多就是你打官司达不起，我免收你的代理费，但交通费、调查取证费你还是要承担的。但是日本律师不仅不要求委托人承担律师费，甚至不承担任何费用，所以让我非常吃惊。”
4个月之后的2004年11月，我们在齐齐哈尔又见到了日本律师团。这也是在2004年一年中，日本律师团第三次来齐齐哈尔，对8•4事件进行调查。
这一次，日本律师团的队伍里，出现了三个新面孔，菅野园子、禾惠积匡、伊藤秀美，他们都是在2004年刚刚取得律师资格的日本年轻律师，他们这次来中国的费用，是由律师团的几位老律师资助的。
佐藤秀美：“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日本国民没有正视自己曾经是战争发动者这段历史的勇气，也没有勇气承担这个责任来，经过这么多年都无法正视，也因此要想重新正视就显得非常困难。在这里我诚恳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总归不管哪里是出问题了，毕竟这不是正确的做法，这样下去永远都不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话，就一切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因此为了强迫自己鼓起勇气面对这段历史，我参加了这个律师团。我希望自己意志坚定，能一直坚持到问题得到解决的那一天。”
南典男：“我们战后赔偿辩护团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原本50岁的律师现在60岁了，60岁的律师成了70岁。所以我们想要年轻人加入我们，老、中、青共同创建强力的律师团、能获取胜利的律师团。吸收年轻人，有时还是很困难的一面，不过，这次的加入的年轻人，实际上是齐齐哈尔的受害者到日本来时，这些年轻人和齐齐哈尔的受害者见了者，了解了了齐齐哈尔的受害情况，于是决定去实地调查的。所以说，虽然有困难的一面，但是在知道了受害真相，真正地触动了其的心灵后，年轻人是会采取行动的。我想这样的扩展是能够进行下去的，这次加入进来的三人，一定会召唤其他更多的年轻人的。”
1995年，日本律师团成立的时候，共有100多名律师，现在，10年的时间，日本律师团已经发展到300多人。
在此期间，中国律师先后有十几个人加入了这个团队。
从2003年开始，哈尔滨的律师罗丽娟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和苏向祥律师一起，协助日本律师团在东北进行调查取证工作。
罗丽娟：“如果说日本律师是一面镜子，我觉得我有点不敢拿着面镜子来比照自己，我怕自己在镜子里找不到自己，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据我所知，日本这个国家的律师一共1万多人，1万多人，竟然有300多人参加律师团。
现在真正工作的中国律师只有4人，真正投入进来。
康健：“我也呼吁更多的人参加，但是我希望是稳固的，而不是参加了以后，流行般消失，但是，很难。”
苏向祥：“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律师应当反省。特别是知名的律师、所谓资力比较深的律师、时间比较长的律师，他们都在想什么？我们年轻律师不应当这样指责他们，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话尽管会得罪人，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对日诉讼20多起案件中将近10多起没有中国律师参加，这是中国律师的一种悲哀。已经参加的，还并不一定得到广大律师界的认同，这又是一个悲哀。”
在齐齐哈尔的取证调查工作结束之后，日本律师团专程来到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商量下一步的合作。
在这次会议之后，参加8•4事件调查取证工作的中国律师还是最初的几个人。
以受害劳工的名义起诉
2005年1月2日，湖南长沙。在我们为期一年多的采访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能在长沙采访到一位老人，我们只拍到了他的葬礼，这位老人名叫张文彬。
2004年12月31日，张文斌老人因病去世，终年82岁。
按照老人生前的遗愿，亲人们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这一天，康健律师和许多日本朋友都送来了花圈，和老人作最后的告别。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文彬参加了八路军， 1944年4月，在一次战斗中，张文彬被俘。
在张文彬写的这本回忆录里，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日本的这一段经历。
1945年8月6日，广岛发生原子弹爆炸，当时，张文彬就被关在广岛的监狱里。
张一宪：“出来之后，吃了受过辐射的地瓜。”
因为吃了受原子弹辐射过的地瓜，张文彬一生都受着病痛的折磨。
1993年，张文彬被邀请到了日本，广岛市在确认了张文斌原爆受害者的身份之后，发给他这本手册。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持有这本手册，张文彬就可以留在日本免费治疗，同时每个月还有一笔津贴。
当时，对于这个机会，张文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康健：“他不想作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接受那些钱，他不想伸这个手，要起诉，就起诉劳工，因为我当劳工的这段经历起诉你日本政府。”
1999年8月，张文彬委托日本律师在新泻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临港公司，中国律师康健担任了张文彬的辅佐人。
当张文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里十分清楚，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个案子都不会有任何结果。
张一宪：“打官司之前，我父亲就很清楚，这个官司很难有结果，但是还是要坚持打下去。”
2004年3月26日，日本新泻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向12名中国劳工每人赔偿800万日元，原告胜诉。
对于在法庭上和日本政府及企业斗争了9年的中日律师来说，这样的判决，在9年来的诉讼中也是第一次出现。
这是日本法院首次明确认定日本政府对在二战期间绑架中国劳工服苦役负有责任，同时也是第一次判处日本政府和企业同时向中国劳工进行赔偿。
得到一审胜诉的消息之后，张文彬提出，不要胜诉的钱，把他们全部捐给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们。
张文彬的老伴：“我老头子是这样想的，别人费了好大的劲，康健一次次去日本，日本人一次次募捐，让我儿子到日本去。你怎么能不报答他们？我们不贪财，就是求得一个公平、公正、正义。”
老人虽然走了，但是官司并没有结束，一审判决之后，日本政府和企业又提起了上诉，对此，张文彬生前就有过交代。
张一宪：“继续打下去。”
张文彬的老伴：“儿子打不赢，孙子也要打。”
2005年1月29日，王成伟大爷飞往日本，两天之后，东京高等法院将对新泻劳工诉讼案进行审理，陪同他一起来的是康健律师。这个案件一共15名原告，现在，15名原告中，能够到日本出庭作证的只有王大爷一个人了。
在法庭上，作为原告的辅佐人，康健律师将有一个发言，她在做开庭前的最后准备。
2005年1月31日，东京高等法院将对张文彬等15名新泻劳工的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为了表示对原告及律师团的支持，日本新泻民间支援会的人们一大早就从新泻出发，赶了6个多小时的路途，专程来到东京高等法院，参加今天的庭审。
与此同时，东京的民间支持会成员也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
这一次开庭，中国律师康健被取消了作为原告辅佐人发言的资格。
按日本民诉法的规定，辅佐人，就是对于高龄、听力差、行动不便等当事人，为他们在法庭上提供帮助的人。从1998开始，康健律师一直以原告辅佐人的身份在日本法庭出庭，在法庭上代表这些大爷们，讲出他们的心里话。
取消康健律师在法庭上发言的资格，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的诉讼，又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开庭之后，律师团和民间支持会一起举行了诉讼报告会。
康健发言：“今天我们是抬着遗像进的法庭，所以我的心情也是很激动的，去世的这4位老人我都做过调查。”
2005年8月24日，康健律师和中国劳工代表一起，向当年曾经使用过中国劳工，现驻北京的日本企业，递交劝告书。
三井矿山是当时使用中国强制劳工的大主顾，其数量仅次于日本港运行业，并获得中国劳工5650人。
日本临港集团的子公司临港商事驻北京代表处，临港集团就是当年的新泻华工事务所，他们获得中国劳工819人，张文彬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两天之后，临港集团的子公司临港商事驻北京代表处退回了劝告书，表示无法转交。
从1995年起，至2005年7月，中国战争受害者已在日本多家法院提起25件索赔诉讼案件，涉及原告300多名。日本法院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除李秀英名誉权案已终审胜诉，及一件劳工案和解外，其余二十三件案件都在审理中。
目前，日本法院已做出的一审或二审判决中，绝大部分案件没能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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