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31日电（新华社记者陈键兴）从财力、物力上捐助祖国抗日，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内容，也是海外侨胞对抗战胜利做出的重大贡献。

　　战时华侨主要从捐款、购债、侨汇等方面直接捐助祖国政府。捐款除逐月义捐外还有航空捐、救灾捐、寒意捐等种类繁多的特别捐。战时华侨购买了大量祖国公债，后来，由于国民政府战后无力偿还公债本息，决定以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的兑换率实行一次性“偿清”，华侨认购的巨额公债等于无偿捐献。

　　抗战时期，华侨对祖国的捐助究竟有多少？数字无法准确统计，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当女侨胞叶莲英将拍卖自己的金银首饰所得3万元捐献祖国，并表示：“只要祖国战胜，我饿死无妨”时，谁听了能不为之动容！

　　这就是抗战中的华侨！

　　今年84岁的庄炎林是福建厦门人，新加坡、马来亚归侨。他回忆：“淞沪抗战后，祖父传下来的上海‘庄成春商行’和父亲任董事长的上海泉漳会馆、泉漳中学成为了支持抗战的福建人的据点。在那里，我亲眼看到大家筹集款项和救援物资、制作军用棉衣等供应抗日战士的各种物资的场面。”

　　“我父亲庄希泉是著名爱国侨领。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他奔走于菲律宾、香港、上海等地，号召海外侨胞同仇敌忾、抗日救亡。1938年到1941年，父亲在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

　　“1937年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加入了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参与当地救济难民的活动。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38年的一天，童子军在上海‘大世界’附近搞活动，突然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就在我们身后不远的地方砸出了一个比一幢房子还大的坑。”

　　“1942年，父亲在撤离香港时，有一批族产寄在友人家里，他想设法运出来变卖了，可以支援我们的抗日游击队。当时，我和父亲都在广西桂林。我们和柳州地下党员梁林等，一共7个人，从桂林走到柳州，又辗转到广州湾，就是今天的湛江，最后到达澳门。一路上，岗哨林立，只能走小道，花了10多天。”

　　“到了澳门以后，由我和另外两人潜到香港，把家产全部运了出来，大概有二三十大箱，装了一艘机帆船，偷渡过日寇封锁线，最终运回了内地并全部变卖掉，所得款项后来全部交给了中共广西省委。”

　　“当时，摆摊义卖募款援战在华侨中十分盛行。许多侨胞跟我们家一样，家里几乎什么都不留，工厂、店铺转手他人，甚至故衣旧物、锅碗瓢盆、家具都拿出来了。”

　　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夏之秋今年75岁，原籍上海，抗战时参与组织募捐援战行动。他回忆说：“父亲当时担任当地一所华侨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工会秘书，参与组织由学校董事会、当地侨社、南侨总会在印尼的分支机构联合举办的各种募捐活动。”

　　“我常常去学校看募捐晚会，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感人的场面却是一生难忘。一场演出结束前，主持人在台上说：‘国内同胞正在日寇铁蹄下受苦，水深火热，希望大家热心捐助。’话音刚落，很多的观众们当场摘下金戒指、项链、玉饰之类，就往舞台上抛。”

　　“当时，募捐活动还走上街头。南洋流行舞狮，演出队伍到各家商铺去筹款。舞狮师傅很卖力，侨胞们在商铺二楼用长杆把一大包捐款伸出来，舞狮师傅表演起特技，腾空摘下。”

　　夏之秋说：“放学后，我会拿着学生证到募捐站换取募捐筒，然后到各家商店去募款。一般，商店老板都早早准备好了一迭迭的银币（5分以上，荷兰盾）和铜币（2分），当时钞票很稀罕。有的一次就捐了250块钱，要知道，那个时候250块钱相当于一个保姆9年多的工资。”

　　夏之秋退休后，着手收集有关华侨抗战的史料。他说，菲律宾妇女薛素丽与丈夫吴清河把自己攒下来结婚用的3000元全部捐献抗日；马来西亚许多在橡胶园、锡矿做工的华侨妇女，收入很低，每日才一两角钱收入，但往往倾囊义捐；有一位女侨胞在《星洲日报》登征婚启事，唯一条件就是对方须先购买万元救国公债；缅甸仰光女侨胞叶秋莲将住宅和财产全部变卖，捐助抗日，自己分文不存，削发为尼，清贫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