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7月11日报道：仍被习惯性地视作“廉价劳动力”的新生代民工，已经有了不同于其父辈的特点：首先是很多人“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其次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对职业的期望值和物质、精神享受的要求也都比较高，但工作耐受力却比较低。这已经形成了很现实的矛盾，导致了他们特殊的生存状态。据悉，在整个珠三角，目前已经形成外来务工人员“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还有一部分人“傍老”生存的局面。　　

　　看到这样的描述，不免一阵悚然的感觉———“靠暴力吃饭”竟然成为了一类人的生存方式？而且“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还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样一个潜在的对应逻辑：如果社会不能为“苦力”提供最后的保障，那么对他们而言，当苦不堪受时，最后的“保障”或许就只有“暴力”，假如他们不想真正被饿死的话。而所谓“傍老”生存者，其实最终仍会属于二者的其中之一。因而，如此“生存结构”，实是整个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

　　显然，这已经不单单是个道德范畴的问题。以我的理解，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是因为人们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而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达到，于是必然形成挫折感，形成不同程度的摩擦。当然，社会阶层之间有分殊总是难免的。总会有一部分人———多半还是一大部分人，要在社会的底层辛劳。在社会生产力不是足够发达、社会财富不是足够丰富的情况下，来自底层的抱怨乃至诅咒，总是难免的。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让这种抱怨和诅咒，指向个人的能力，指向那渺不可测的偶然命运———最要不得的，是指向另外的某些阶层。

　　如果某个人群的生活状况既非由其智力、体力所决定，也非由渺不可测的命运所决定———而只是因为“他人”的因素，甚至是因为被歧视，那么这个人群产生“以他人为地狱”般的敌意就是难免的。于是，社会阶层之间就会出现疏离、乃至明显的对抗。

　　“当这个社会遗忘了农村的时候，农民就只有进城；当城里人不能合理接纳、安置他们的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爬进你的家。”———这真是一个太过精辟的总结。新生代民工的“苦力化生存”是一种必然的宿命吗？显然不应该。他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权利和机会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现实是，新生代民工们的这种理应是与生俱来的、通过正当途径追求幸福的权利和机会，在他们生为农民（民工）子女的同时，却已经大为缩水———因为不均衡的教育，因为不公允的分配，因为城里人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中那份顽固的歧视……

　　此时，一些人开始“靠暴力吃饭”，似乎总会成为一种必然———必须声明的是，这样说，并无任何为“暴力化生存”者张目的意思。“靠暴力吃饭”，无论是怎样的原因所造成，都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本文之所以做出如此推理，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这样的犯罪行为。

　　对付“靠暴力吃饭”者，法律、道德方式之外，还必须引入文化的思考———种种迹象表明，在当前一些地方和人群中，一种“暴力亚文化”似已渐具雏形。其表现就是，很多人对暴力犯罪，尤其是对具有“劫富”性质的暴力犯罪，往往容易起哄，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地持支持态度，予以反主流的、扭曲的价值判断。这从7月12日网络上的最热门新闻“深圳砍手党调查”后的网民留言中，明显可以看出。

　　“暴力亚文化”是每个时代都存在的，但此前，这种不良的“亚文化”总是生存于灰色地带，不会得到太多人们的认可。而当前，此种不良的“亚文化”却似已有了失去藩篱的危险。这已经是一个极其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亟须引起警惕。（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