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日记

　　日军侵华：亡国日记　东三省沦陷后的真实笔录

　　　● 81岁老人的刻骨亲历 ● 东三省沦陷后的真实笔录● 日寇奴化国人的历史控诉

　　60多年的岁月消磨让那些《协和日记》泛黄，也更增加了历史的厚重。其中一本的封皮上印着：（满洲国）康德九年，（日本）昭和十七年，日本纪元二六零二年，西洋纪元一九四二年……而在第一本日记的扉页，印着伪满洲国的“国歌”——

　　天地内有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造成我国家……

　　李连举佝偻着身子，用昏花的眼睛审视自己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220万字，从1938年——他14岁时——一直写到今天。他已经为日记申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但更重要的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背景下，这些对东北沦陷区的笔录异常珍贵，它是目前惟一能见到的完整日记体史料。

　　“养成记日记的习惯”

　　1924年，李连举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杨桥村。由于祖上留下十几亩土地，家庭的生活还算富足。但李连举直到10岁才获得了上学的机会——连年的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让村里的学校已经停办多年，直到1934年，日本扶持的伪满政权恢复了杨桥国民学校——相当于四年制小学。

　　四年之后，为了让读完国民学校的儿子继续求学，李连举的父母典当出家里的土地，开始了舒兰的陪读生活。在县城里，李连举先是读了两年的优级——接近于现在的初中，然后进入四年制的县城惟一的国高。

　　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其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李连举留下太深印象。“人们从来就没安宁过，老百姓对于时事已经麻木。而溥仪成为日本人傀儡之后，一切国民政府的消息都被封锁了，那已经是‘别国’的事情。”他回忆说。杨桥村村民甚至没见过日本兵，他们对于国破最直观的感受，是一些溃散的东北军残部跑进村里，做了很多偷鸡摸狗的勾当。

　　“我只是一门心思要把书读好，也算求取‘功名’。”李连举说。像他这样接受了10年完整教育的孩子，在当地是绝对的高才生——为了愚弄民众，大部分人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而培养国高学生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为伪满政权做事。

　　1938年12月28日，寒假前夕，李连举的级任（班主任）老师宫世盛对学生们提出要求：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很多人写了几天就放弃了这个记录历史的机会，只有李连举坚持了下来。

　　67年的日记从亡国中开始了。他把日记当作了检点自己生活和思想的方式。“文革”期间，这些“四旧”物品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需要防备老鼠和红卫兵。但在恐惧中，李连举还是保留了这些史料。

　　“它太珍贵了！” 前几年，有研究东北沦陷史的专家看到了李连举的日记后兴奋不已，“尤其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很多对于日本奴化教育的清晰记录。”

　　奴化教育无处不在

　　与伪满政权下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一样，李连举所就读的舒兰国高也是由日本人出任副职。但任何人都明白，侵略者如同隐藏于台下的木偶艺人，掌握着实际操控权。

　　米村秋义，一位20多岁、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出任了舒兰国高的日籍副校长。他戴着一副眼镜，随和、严谨而彬彬有礼。“听说别的学校有过日本人体罚学生的事情，但这里没有。”李连举说，“日本校长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从来不和我们谈其他事情。”

　　这位副校长不仅负责管理，还亲自为各个年级上课，主要是教授他的母语——在当时的学校里，日文好坏是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重要的指标。

　　每天早晨，到操场上出席半个小时的“朝会”是全校400多名师生的必修课。内容千篇一律：升日本及伪满国旗，用日语和满语——实际就是汉语——分别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然后背诵“康德皇帝”（溥仪）的“诏书”和“国民训”。“日本人是我们的祖先，现在日本则是我们的亲邦。大日本帝国拯救了满清，还对我们提供持续的帮助，我们要与日本永远亲善，要感恩……”这就是“诏书”向“臣民”们灌输的精神。

　　“朝会”的另一项内容，就是集体行注目礼。孩子们的目光要向着新京（即长春）的方向遥拜“康德皇帝”，再向着东京方向遥拜日本天皇。

　　“在枯燥乏味的‘朝会’上，我们冬天冻坏手脚夏天被烈日晒昏的事情时有发生。”李连举说，“所有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也只能默默忍受。”

　　60多年前的日记本承载着这些痛苦。其中的记录还有，学校几乎每一周都被安排数次其他类型的“亲日”教育。比如去“协和会”听演讲，比如参拜纪念日本阵亡军人的“忠魂碑”，或者参加日本节日——不仅包括天皇祭日，还包括日本的陆军建军日、海军建军日——的纪念活动。而当时所用的日记本，都因为日本人倡导的“日满协和”而被印上了“协和日记”的封面。

　　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对东北人民除了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外，还利用“满洲协和会”进行思想统治和精神奴役。

　　“协和会”的前身是日本关东军中一些狂热侵华分子于1932年4月组建的“满洲协和党”，同年7月25日，在“协和党”的基础上成立了“满洲协和会”，溥仪为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协和会”在新京设中央本部，在沈阳设中央事务局，还在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设地方事务局。该会章程规定，凡“满洲国”居民，年满20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妇女会”会员，15岁至20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10岁至15岁的少年均为“少年团”团员。“协和会”惟一的目的就是“遵守建国精神，实行王道主义”，也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服务。

　　在舒兰小城，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也至少要被安排一次参拜“神社”的活动。除了对于“日满友谊”及“伟大日本民族”的无限赞美，严密的消息封锁让人们很难了解发生在东北之外的血腥与灾难。

　　麻木的亡国奴与反日潜流

　　国高有时会组织孩子们到临近的五常县慰问日本守备队。除了全体向日本兵敬礼，校长还要代表学校讲话，感谢日本军队对“满洲国”的“庇护”。

　　“必须承认，日本人的奴化教育非常厉害，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其影响下长大的孩子。那时候头脑里完全没有什么反日的念头。”毕业多年后李连举才渐渐意识到，宫世盛老师当初很热心地鼓励大家记好日记，“保留这段历史”，应该是另有深意的。

　　李连举回忆说，那时候民间并没有“亡国奴”一类的概念，甚至“中国”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民众只是大体知道，满清复辟了，而且受制于日本人。那些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们对时局有着稍稍清醒的认识，但没有人敢当众表露。

　　基本属于文盲的父母绝少和李连举谈论时事。这个家庭像多数沦陷区的百姓一样，过着噤若寒蝉的日子。只有偶尔家里来了非常知底的亲友，一种愁苦和哀伤才会被宣泄出来。

　　当时，并没有侵略军进驻舒兰县城，社会秩序的维持完全交由伪满警署负责，许多人甚至没见过传说中的日本兵。但人们依然恐惧——如果你被征调去为一些“国防工事”当劳工，即使不被累死饿死，也会因为许多工事涉及军事机密而有去无回。

　　而当少年读到国高后期时，他才感觉到学校里有个别老师和学生悄悄地传播一些不同于“主流教育”的信息和思想。有同学教给他一句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当地方言读作xiao，第二声）；日本人，长不了”。尽管这些微弱的声音并不足以完全改变孩子们的思想，但从那时开始，他们对于多年所受的亲日教育产生了一些怀疑。

　　与怀疑相伴而生的，是对于无处不在的奴性教化的逆反情绪。在李连举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地记载着他“开小差”的经历。有一次，学校安排慰问邻县的日本守备队，李连举借故上厕所，就悄悄跑回了家。

　　日本投降时刻，茫然的选择

　　1944年，李连举在毕业考试中获得第三名。出色的成绩让他获得了一份“好工作”——到县公署做雇员。他的同窗大多都做了教员，在当时看来，这显然不如在政府里供职体面。

　　老人不愿过多披露对于他在县公署的经历。“这不算真正为伪满和日本人做事，否则我在‘光复’之后不可能加入共产党。”他一再强调说。

　　而这一年多的经历让李连举看透了那些伪满官吏的丑恶嘴脸。“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勒脖子’，指的就是那些小官吏对老百姓吃拿卡要。抓劳工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好处就可以高抬贵手；把他们打点好了，还可以少交一些‘出荷粮’。”他说。

　　战争的局势在这一年发生了转折。李连举隐约能感觉到，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进程遇到了大麻烦。由于前线伤亡惨重，一些原本在县里工作的日本职员作为“在乡军”（相当于预备役）被征调到战场。与李连举同在一个股工作的金泽在这一年的10月被征调，当时这个日本人哭得非常伤心，他说自己可能“回不来了”。

　　1945年则有更多的劳工被派往前方修建“国防工事”，物资的紧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艰难生活，老百姓私下里议论着：据说日本人快完蛋了。

　　8月，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康德皇帝”也逃离了新京。舒兰县公署突然陷入瘫痪之中。“光复”的喜悦在人群中间迅速传递着，不过如同失去了工作的李连举一样，县城里的人们一时也看不清自己的未来。

　　此时在街道上出现的，有时是苏联红军，有时是八路军，有时又是国民党的军队。日本人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日子，国共两党都在努力争取对舒兰的控制。很快八路军干部找到李连举，表示欢迎这个受过国高教育并有政府工作经历的青年加入到“革命”中。

　　“对于革命的真正含义，我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的，当时的选择则带着太多懵懂的成分。”李连举说，“我的同学中，有的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有的投身国民党，差不多是在几天之中，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另一件事情也让李连举感到庆幸，战争“及时”结束了。假如东北沦陷史再拉长一两年，当他在县公署正式就职，那么人生的轨迹必然会带着历史污点。

　　60岁后重读日本

　　此后的经历则是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转业到辽宁铁岭后担任过政府和企业的行政领导。1984年，年满60岁的李连举离休之后突然作出一个决定：研究历史尤其是日中近代史，并重新开始学习丢弃了40年的日语。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每天收听日文广播，并协助一些机构翻译日文资料。

　　“我有着特殊的日本情结，我是觉得以往的日本让我既了解又陌生。我希望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曾经给中国带来那么多的苦难。”李连举说。

　　今天，这位老人乐于和任何造访者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对于那段东北沦陷区的记忆和思考，他不想让它们安静地停留在早已泛黄的“协和日记”本里，而是需要更生动更鲜活的讲述和传承。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