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一些事情，相隔越久远，当然越容易被遗忘。另一些事情，相隔越久远，却因为看得越清晰而越容易被铭记。60年前那场全民纾难的抗战，是内心与血肉苦难的大挣扎，是历史与现实线索的大紧张，是个人与民族命运的大反覆……在经过了此后的更多时间与历史之后，它的艰辛与伟大，它的精神与价值，值得一再地辨认，一再地擦拭，一再地重温。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百年常有之耻辱，一盘散沙之士气，积贫积弱之国殇。在艰苦卓越的抗战中，绝地而起，焕然一新。一群国民团结于危难，一种文明自救于衰亡。但抗战的历史坐标不仅于此，对抗战的历史性纪念，更不能仅仅如此。在此之前，中国虽创建了民国，但从理念至现实，则其实仍然是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门槛之外盲目游走。而在此之后，中国的民族认同、建国共识、政治生态与国际环境，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要素与新机会，走上现代化路径的前提一变而蔚为可观。

　　中国抗战日本，实乃以农业国对抗工业国，更是以简单的血缘、亲缘及乡土认同来对抗对方强大的民族国家认同。最多是华夷有别的意识，而令部分人慨叹，满清覆灭不远，而中原复遭异族统治。但全民抗战既起，兼有国际局势之参照，中国乃是世界一个独立民族国家、全体中国人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感受油然而生、喷薄而出。虽然战局艰难，牺牲巨大，但无论是东北、华北、白山黑水，还是东南、西南、海岛丛林，也无论是正面战场与繁华城市，还是敌后战场与偏远乡村，军民不计生死以共赴国难，联系中断而心灵相通，完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规模与成功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在彼时的报章宣传上，无论悲欣喜怒，皆以“四万万同胞”为主语，亦正是一个民族国家意识成型的体现与传播。

　　艰苦抗战，将中国的主权抗争，同世界文明抗击法西斯实施独裁、侵略他国、践踏人权、剥夺自由、屠杀种族等野蛮内容的努力融为一体。在一场全球正义与邪恶大交锋的世界大战里，民族国家意识初醒的中国人也因此得以建设自己的建国共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口号声意味着国民对于战后中国的期待决不满意于战前状态的恢复。中国在战时与战后成为《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第一批签字国，意味着以官方姿态认同这些文件所确立的文明理念，更意味着因此必须承担落实相关原则的义务；将朴素的民主试验带到了乡村的共产党人，也明确宣称: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政治力量，更是大声疾呼实施宪政、厉行法治、保障自由。抗战期间的反思与抗战最终的胜利，一时间为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现代化的建国共识。

　　而全民抗战所形成的多元政党生态图谱，亦令其时的中国政治面临现代化改良的重大机遇。不独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统一战线与国共第二次合作，合法地登上了其时国民党垄断的政治舞台，且不断壮大，直接改写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1943年正式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则囊括了当时关心国事及战后国家前途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精英，立志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民众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以及参与政党政治的有效力量。因而和平建国、实行宪政的理念，不但代表最大民意，甚至一度也还接近过政治实践。1945年5月，国民党在自己的“六大”上决议，部署从军队、学校取消党部的步骤，以及各级参议会之选举、政治结社法之制定和党政分开等事项。而在1946年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作出决议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

　　抗战的努力与胜利，还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赢得了一个百年间最良好的国际环境。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租界被收回，日寇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全部光复，成为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强，近忧远患不复从前。国土全面统一，民心空前自信。伟大的抗日战争之于中国，一如独立战争之于美利坚、大革命之于法兰西，在血与火中交付给了这个东方民族一张现代化的入场券。在60年后回望，怎能不令人激昂？怎能不令人低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