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英语系残疾女博士生：第三次探寻求职密码

　　北大英语系残疾女博士生郭晖今年35岁。

　　她最近时间排得满满的，正忙于准备毕业论文。再过一个多月，她就可以闻到毕业求职的硝烟味了。

　　一方面是“北大”、“英语”、“博士”，一方面是“残疾”、“大龄”、“女生”。这是目前她面临的自身求职现状。

　　自从读博以来，郭晖就很关注北大校园网上的就业信息，但绝大多数用人单位的“35岁以下”和“身体健康”这两条平常标准，都像一道樊篱将她排除在外。

　　导师经常宽慰她说：“不要担心就业的事，北大是名牌大学，你又是好专业里的高学历，只要专心学业，工作是不用愁的。”然而，在现实面前，导师善意的宽慰似乎有点苍白———郭晖告诉记者，她有一位有残疾的师兄，成绩一直是系里的第一名，但几经辗转，最后总算找到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的状况比起正常预期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郭晖自己的履历中，获得专科和硕士学历之后，已经有过两波求职被拒的经历。郭晖说，她暑假里已经悄悄给出版社投过简历了，现在仍没有任何消息。

　　“我坚信我除了身体状况稍差之外，完全能和同龄人一样胜任工作。”她说。

　　要把自己塑造成

　　“想成为的人”

　　1981年底，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11岁的郭晖上体育课扭伤左膝关节，在就诊时出现严重的用药错误：用激素的时候没有配抗菌素，导致了关节的滑膜结核。随后，结核又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包括腰部和胸椎，导致胸部以下失去知觉、瘫痪。在随后的一次开胸清除结核的大手术中，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医生没有将那块关键的挤压脊椎神经的变形骨头清除或者整形。

　　1991年夏末的一个清晨，21岁的郭晖放下了手中正在自学的英语课程，自己摇着轮椅，急匆匆地去离家不远处的邯郸市八一自控厂报到，那里有她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这是河北省残联按照国家为保证残疾人就业所制定的“按比例就业”政策为她安排的，工资是一个月60元。

　　尽管工资很低，但在那条不长的上班路上，郭晖的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兴奋，因为终于可以和同龄人一样去工作了，没有被“甩掉”。

　　在这份工作中，郭晖和一些其他被残联安排过来的残疾人一起，每天为工厂设计出的建筑图纸撕去多余的边儿。但是后来，她认为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后来，妈妈的同事们听说郭晖自学英语已经相当不错，就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让她给辅导一下。虽然一个学生每个月只能付25元的报酬，但郭晖很喜欢这份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可以用到自己学过的知识，更让她感到开心的是学生们叫她“老师”。

　　“我觉得那是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是参与社会的一部分，被人们所肯定的。”她说。这时的郭晖已经坚持自学了十年，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课程。

　　“我记得以前读过的一篇托尔斯泰写的论人的自我塑造方面的文章，他说人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想成为的人，所以我对未来还是保持希望的，”她说，“我想我的所学不会白费。”

　　自学22年

　　读取专科、本科、硕士

　　1981年，11岁的郭晖出外求医回到河北邯郸的家中静养，父母每天忙着工作，来还她治病欠下的债。小郭晖就一个人在家躺在病床上靠听收音机和看些小说等“闲书”来打发时光。

　　一天，来为她做针灸的大夫在离开时对她说：“你既然能看这些闲书，那干吗不去自学落下的功课呢？如果有一天你恢复了，你要跟谁同班学习呢？你的同龄人会小学毕业、上初中的啊。”从那以后，郭晖开始延续她那定格在小学五年级的求知路。这是她自学的开始。

　　1985年，被病痛折磨了整整四年的郭晖在北京动了一次大手术，再次回到家里。从那时一直到1987年，她都只能躺在床上，连坐都坐不起来。郭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在那次大手术之后的半年里，郭晖背上刀口的疼痛一直很严重，“所以，和病痛比起来，我觉得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知识增长的喜悦可以冲淡病痛，”她说，“每门课程结束，我都会让爸爸充当老师来考我，当成绩合格的时候，我感到我并没有离开校园。”到1989年，她自学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课程，完全能够参加高考了。

　　1989年6月，当郭晖准备去参加高考的时候，她才发现这个残酷的现实：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能允许这么长时间的考试。“我那时如果坐半个小时以上就会吃不消，如果一抽筋就会摔倒，”她说，“那一次，我觉得我被同龄人‘甩掉’了。”

　　直到有一天，郭晖在父母的工作单位———河北工程学院遇到了一个老师，她才重新发现了一条有可能跟上同龄人的路。“你可以去参加自考，因为这种考试允许一门一门地考，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时间。”到今天，郭晖都很清楚地记得那位老师跟她说的每一个字。

　　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郭晖在河北工程学院报名参加了英语自考辅导班，开始了她的自考之路。1993年，郭晖在没有初中和高中毕业证的情况下，获得了一个全国的英语专科自考毕业证。

　　再后来，她又先后获得了自考的本科学历证和在职硕士进修班的毕业证。明年的这个时候，郭晖又将有机会拿到她的第四个学位证———博士证了。郭晖说，每考试完一次，她都要大病一场，感冒或者发烧，因为这对她的身体而言，实在是太辛苦了。

　　历经两波求职被拒

　　被迫考博

　　1993年，也就是在获得了全国英语专科自考毕业证的那一年，郭晖来到离家很近的河北工程学院应聘教师职位时，对方给出了两条拒绝的理由：一是她身体不好；二是学历太低了，校方需要本科和硕士学历的人。但从能力上，郭晖已经能和校内的外教进行很流利的交流了。

　　2002年，郭晖再次来到河北工程学院求职，而这一次，郭晖已经得到了自考的本科学历，以及在职硕士进修班的毕业证。这一次，对方的拒绝理由是：郭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在求学的过程中一直是以自学为主，硕士学位也是“不太正规”的。需要提到的是，说出这话的人正是郭晖硕士进修班的同学。

　　两次失败之后，她没有再去试其他的机会。她说，首先是自己摇着轮椅不便远行，很难跑出去应聘找工作；另一方面，其他适合她做的工作比如翻译等，在邯郸又很有限。

　　最主要的是，因为郭晖的身体状况，坐班制就不合适，所以真正适合她的工作范围本来就很窄。经过了第二次，郭晖觉得她想追上同龄人的希望一下子变得渺茫起来。

　　“尽管在健康程度上不如其他人，这也限制了我的工作范围，但这不代表我在某些方面不能提供像他们一样优秀的劳动成果。”她说。

　　然而当时，郭晖似乎别无选择，在第二年也就是2003年，她考取了北大英语系的博士生。郭晖的成绩很好，一直在拿系里的奖学金。她说在未来的求职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都会坦然面对的。“我觉得社会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我们的价值的。”她说。

　　本版文/本报见习记者 李媚玲

　　（另有署名除外）

　　提问一 高知残疾人是否需要救助？

　　北京市残联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中国残疾人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是因为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的受教育权。据了解，中国有6000万残疾人，约占人口总数的5%。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在高校扩招之后拥挤的中国就业市场上又多了一个高学历的特殊群体。

　　在残疾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入口在逐渐增大，也就是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在出口上，也就是就业方面却缺乏与之相平衡的有效机制。对此，有专家认为，高学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实际上被忽视了，因为这一群体的新特点是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而我们以往对残疾人的救助一般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上。很显然，这类工作并不适合他们。

　　当然，北京市残联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高知残疾人的就业难题也和中国就业市场的整体环境有关，因此，也提醒高知残疾求职者，应适当调整就业观念。另外，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如果能掌握充足的证据，必要时可以考虑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因为相关法律规定了残疾人应该享有的各种平等权利。

　　提问二 高知残疾人“怀才不遇”是否浪费人力资源？

　　北方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劳动保障研究专家石美遐告诉记者，在我国劳动力总量持续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就业歧视现象的普遍存在令人担忧，而高学历残疾人也有可能遭遇到一定程度的隐形歧视。但从充分就业的角度来看，高学历残疾人如果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来参与社会建设，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

　　石美遐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就业立法不完善。我国目前就业立法中关于反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但这些法律规定的最大问题是条款过于“原则”，不足以纠正现实中的就业歧视现象。

　　石美遐指出，在现代社会，就业的意义早已不仅限于使公民及其家庭获得收入，它还是公民追求生活享受和实现个人发展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