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仲

　　当知青时，我曾经跳到水里救过一次人。当时我们六个知青救了六个人，一人救一个。我救的还是地主的女儿银秀。

　　救完人，回到屋里正为没有米发愁，不料那地主带着银秀上门来了，说有救命之恩，要她给我磕了个头，然后送我二十个鸡蛋，两斤面条。这可是好东西，比磕头好得多，于是我们盼着其他被救的人也来，但再也没有人送蛋送面。过后想来想去终于明白，这事显然与地位有关。因为我救的是地主的女儿，其他同学救的都是贫下中农，这就大不相同，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是说，地主的女儿地位最为低下，大概是可救可不救，你救了，所以他必定要感激，好像捡了意外的便宜；贫下中农是应该救的，必须救的，你只是做了应该做必须做的事，当然用不着多说。这件事给我们震动很大，从此深刻地晓得，知青的地位虽在地主之上，却也远在贫下中农之下。

　　传统上中国人一直很看重地位，一个人的地位几乎决定了他的一切，决定他活得好还是不好。以前一切以阶级来划分，变到现在，人的地位似乎是看官位的高低，或财产的多寡。而官位与财产又天生有扯不断的牵连，所以弄得我们常常搞不清电视上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到底是官还是商。这说明地位是个很实在的东西，实在到你的餐桌上是萝卜白菜还是鱼翅海参，自然使得不少人每天到晚为地位到处钻营。与我一同在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有两百个同学，绝大多数分配当老师，但到今天还在教书的剩不下几个了，大多非官即商，都是所谓成功人士，踌躇满志之态常溢于言表。他们的跳槽，正是奔着地位去的。

　　但换种情况，地位有时也相当虚幻。比如，我认得一位老师，五十多岁了，为评不上高级职称悲痛欲绝，大病一场。我到医院看他，劝他评不上就算了，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而且他工资本来就高，就是评上了连工资也不加，何必呢。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评，他好像也没有搞清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评，想了一气，才说出一条他所以非评不可的理由，他说，要是评了高级，出差就可以坐软卧。这理由让我大吃一惊，真是匪夷所思。我万万想不到他如此热爱软卧，一个人既然热爱坐软卧，完全可以自己买张票去坐就是，用不着伤这么大的神，所以我觉得他热爱的其实并不是软卧，说穿了还是那个虚幻的地位在作怪。地位这种东西，有时是很害人的。

　　人不应为地位所累，这道理大家其实都明白，与世无争也能活得轻松自在，是另一种人生的境界。但人很难不为地位所动，见到别人有名有利，心里不免痒痒，于是钻山打洞，累得发慌。万一真有斩获，地位呈上升状，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公众人物，言行举止无不为人注目，叫做累得要死。就只好一个劲地累下去了，而且照例希望别人晓得他的地位，希望别人承认并且肯定他的成功，以便有力气继续地累下去，否则如锦衣夜行，太没有味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多数人的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即便如银秀那样的女孩子，也晓得要努力改善地位，她的办法，便是把自己嫁给贫下中农。记得在田里出工的时候，银秀常会望着远远地方的大山一阵阵发呆。她曾经指着告诉我，她的对象就在那边的山顶上。天气好时，远山一目了然，山顶上房舍小如积木，依稀可见白的粉墙黄的草顶，据说，那是个终年缺水极为艰苦的地方。

　　可见，地位这东西，你要在乎它，它会很强大，你要不在乎，它便什么也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