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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离京前接受本报等五家中国媒体采访，强调欧洲社会需要改变以应对经济全球化
布莱尔与本报记者陈令山（右）握手。9月6日下午，英国首相布莱尔（左）在离开北京前往印度之前，在首都国际机场贵宾楼接受包括《新京报》在内的5家中国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张涛摄
[对话背景]
9月5日，托尼·布莱尔以英国首相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双重身份访问中国。布莱尔来访时，正是中国和欧盟就中国向欧盟出口纺织品配额谈判的关键时刻，众多欧洲国家的零售商热切盼望大量积压在欧洲各国海关的中国纺织品能够顺利通关。
[对话动机]
虽然布莱尔出行前，唐宁街10号的新闻发言人刻意淡化纺织品谈判在其出访议程中的重要性，但是这位一贯比较推崇自由贸易的英国首相在英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是否会对欧盟内部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施加积极影响？是否会积极推动欧盟各国在与中国进一步加深战略伙伴关系等方面形成比较统一的公共外交政策？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和《南方周末》、《环球时报》、《中国新闻周刊》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6日下午在布莱尔离开北京之前对他进行了联合采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你对这两天访华的成果如何评价？周一中欧两国就纺织品争端达成协定，这个被你称为“非常重要”的协定对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布莱尔：很让人兴奋。我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开诚布公的对话，双方解决了有关纺织品贸易的争端。中欧、中英关系的发展过去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总的趋势是向双方更密切的合作和更大程度上的开放发展的。解决纺织品贸易争端除了协议本身非常重要外，还象征着中欧双方解决贸易问题和消除分歧的意愿，双方合作的意愿都很强烈。这一点对弥合分歧很重要。
《新京报》：《第八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再次强调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你认为双方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如何才能超越字面上的描述，真正走向深化？
布莱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双方商业贸易关系可以继续扩展，双方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来往增加符合共同的利益；第二是进一步加强教育方面的交流。每年不少中国学生到英国留学，他们已成为中英两国大学交流的纽带；第三是文化方面的交流，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和2012年将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为双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契机；第四是双方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全球性的问题上展开合作。中欧双方合作的姿态越开放，就越有利于深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
《南方周末》：欧盟内部在倾向自由贸易还是倾向社会保障上有一些争论，作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英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你将如何在这两方面保持平衡？
布莱尔：我认为单独强调市场模式和单独强调社会模式都是脱离现实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成功，这个社会的公正就很难得到保障。市场经济的繁荣为社会带来财富，而目前欧盟的社会模式是一个封闭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模式已经过时。市场开放了社会才会更强盛，这是所有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的经验。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说明市场经济可以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欧盟的社会模式不做出改变，就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也无法保持强盛。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目前欧盟一体化的进程遭遇到一些困难，就改变欧盟社会模式的想法，英国媒体说，你已经放弃了说服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欧盟一体化问题上你如何弥合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分歧？
布莱尔：英国媒体有时夸大了我们之间的分歧（转身和助手确认是否可以用夸大一词）。在欧盟内部有关欧盟的未来确实有争论，但是这些争论是健康的。英、法、德三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是很高的，在如何应对全球化方面，我们和美国一样都有不同的看法，就像中美现在也存在贸易争端。全球化对人们原来的生活方式造成冲击，有些人不愿改变自己，这也是人之常情。全球化是走向繁荣的必然之路，做出改变是必须的，我认为欧洲对外开放对其未来非常重要。
《新京报》：你怎么看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自由贸易遭遇到的地方贸易保护主义抵制，比如中国纺织品贸易在欧洲引起的贸易争端？
布莱尔：这要从两方面来看：开放应该是双方互利的，中国对世界开放，世界也应该对中国开放。但是消除人们对全球化顾虑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人们展示经济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就像在中国一样，人们可以选择不同地方生产的轿车、家用电器等商品，也可以选择不同地区提供的各种服务。从长远来说，全球自由贸易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在短期内会产生摩擦和困难。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过去欧盟一直在自由贸易方面给中国施压，但是为什么在中国接受自由市场的时候，欧盟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
布莱尔：可以这么说，欧盟发现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破坏规则，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都需要彼此更加开放。
《新京报》：这次中欧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定在气候变化领域建立中欧伙伴关系，双方将加强合作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但是美国目前还没打算加入《京都议定书》，你认为在美国没有对减排做出承诺的情况下，《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能实现吗？
布莱尔：不能。我们需要美国的加入，但也需要中国和印度的努力。我的判断是只要这是现实的问题，美国将严肃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成为其在环境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在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上，和美国、中国、印度共同努力。
《环球时报》：中国反复强调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西方一些媒体却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威胁，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布莱尔：我认为重要的是，中国如何在保持发展的同时，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增进对中国的理解。有关中国威胁论有两种看法：一是外界把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看成是一种威胁，另一种是中国认为他国制定的战略是以遏制中国发展为目的，这两种看法都是危险的。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应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在中国致力于发展使全国共同富裕的同时，需要同时采取措施打消外界对中国发展的顾虑，就像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很多人担心香港将不再是香港，但是现在看来，香港依然保持活力。
本报记者 陈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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