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觉得合理分配时间和年龄很重要。写长篇对健康和记忆力都是考验,趁还年轻多写长篇,写随笔那是老了以后的事。到时长篇写不了了,还可以写随笔,一生都不会失业,那是多么幸福啊。坚持写作,对思维是一个锻炼。
撰稿/钱亦蕉(记者)
8月,半部《兄弟》制造出了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奇观。自推向市场的一个多月里,余华新著长篇小说《兄弟》(上部)借上海书展的东风,在各地市场一路热销,势如破竹。首印20万册的大胆操作非但没有遭遇风险,而且迅速售罄,加印5万册再度告罄,于是再次加印10万册。一部纯文学小说,在初版的第一个月里就印刷发售35万册,这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了。
自1995年出版《许三观卖血记》后,沉寂了10年的余华终于以《兄弟》再次成为文坛的聚焦中心。而被各种采访和活动“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余华,仍用饱满的热情迎接自己的创作高潮,喊出了“再写十几年长篇”的豪言壮语。
《兄弟》之内
记者:短短的《兄弟》上部就写到了5个人的死亡。当初小说《活着》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一个人的死亡,这次小说中又出现这么多死亡,有人说余华小说里的人命不值钱。你在创作时是如何考虑的?
余华:写着写着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不是有意为之。我这个人写作与其他人可能不一样,不是完全构思好才落笔,而是靠着激情的驱使来写作。所以我不是深思熟虑才这样写,不是计划好让他们死掉,而是写着写着人物就按自己的性格命运发展了,死亡也是自然的结果。其实写作和生活是一样的,都按命运走向来发展。
记者:记得80年代后期你创作的一些先锋小说,就对酷刑、死亡有很细致并且惨烈的描写,比如《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往事与刑罚》等等,这次在描写宋凡平的死、特别是孙伟父亲的受刑和死亡,似乎又一次显示出这种对残酷细节的“嗜好”。
余华:10多年没有写这样的惨烈了。这次因为写到了“文革”这样一个时代,写着写着收不住了,于是就有了关于酷刑的描写。我其实看了不少“文革”的资料,都有关于那个时代的酷刑的记录,我在小说里提到的把猫放进裤子里和肛门吸烟等,是当时用得比较多的几种。当然,这些是有时代特征的酷刑,与以前写的古代的刑罚不一样。
记者:在《兄弟》中,很多章节都是从两个孩子的眼光和想象来描述的,怎么去把握?
余华:其实小说里有两种不同的描述,有一些是抛开孩子、完全成人话语的描述,还有一些是孩子眼光的叙述。从孩子的心态来看这个世界,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有一种反差在里面,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成人世界的不正常。包括写到李光头蹭电线杆,是想加入一点幽默的因素,即使“文革”时代也不能全是悲惨的,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
记者:其中写到两个孩子含着盐和酱油喝清水填饱肚子,很有意思。这里面有你自己儿时的体验吗?因为你的年龄和李光头、宋钢差不多。
余华:我没有那么悲惨,这是我的想象。不过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这样共同的感受,饿得快,整天想找吃的,物资极其匮乏。我从小生活在海盐,那个地方不算富也不算特别贫穷,虽然没有饿到吃清水的地步,但仍旧给我留下了一生挥之不去的饥饿感。说到制作食物方面,我觉得我小时候这方面的能力肯定不会比宋钢差。我父亲是医生,有一些老病人经常会送来一些南瓜子,很多,都是我炒的,我七八岁时就很能干了,能用煤球炉炒出很好吃的瓜子。
记者:李光头的父亲因为在厕所偷看,掉进粪坑淹死了。我记得掉进粪坑淹死的意象在你以前的小说中也出现过,为什么会反复写到这样的意象?
余华:在我童年和少年的印象里,掉进粪坑的例子是相当多的,当然一般发生在晚上。那时候贫穷到连手电都没有,又没有路灯,外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掉进粪坑的事很容易发生。那时经常看到淹死在粪坑里的动物,人淹死的也有,掉下去再爬起来的也有。还有,那时候厕所里偷窥也比较普遍,被抓游街的也听说过。不过,因为偷窥而淹死在粪坑里,是我编出来的故事。
记者:《兄弟》从开篇就出现了大量屁股呀之类的字眼,但细看全文,却没有真刀真枪的性描写。好像你以前的小说中,也很少出现性描写?
余华:《兄弟》上部里确实没有出现直接的性描写,即使写到李兰和宋凡平夫妇,也只是通过李光头的眼睛和耳朵,进行暗示。总体来说,我在性描写方面比较谨慎,我不反对吸引人的性描写,但必须是健康的方式,不喜欢有的小说把床上情节写得特别脏。在这里可以预告一下,《兄弟》的下部会涉及正面的性描写。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使像赵诗人、刘文章一类的人物也是讽刺的对象。为什么?
余华:我大多写的是小城镇上的故事,那里知识分子量少,比如我父亲工作的县医院,大专生和大学生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四五个。像赵诗人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酸秀才”,小镇上挺多,发一篇文章就觉得了不起,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其实你想想鲁迅笔下的人物,讽刺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好像知书达理却又一知半解的人。
记者:这次正面描写“文革”,感觉上从宋凡平到孙伟的父亲,都经历了参与造反到被打倒的过程,是为了突出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吗?
余华:为了表明在“文革”这样的大时代里,个人是没有自己的命运的,每个人都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命运是相似的,但他们面对悲惨命运的反应或许各不相同。就像“泰坦尼克”号启航时,在享受生活时,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但到了它要下沉时,每个人都面对相同的命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反应。
《兄弟》之外
记者:有评论质疑你把人性恶的表达完全归于“文革”时代,认为这样的表述是否过于简单化了?
余华:这样的批评过于简单了,因为现在只有上半部,我觉得严肃的评论家也不会就此下定论的。我并不是要写“文革”小说,而是写两个不同的时代,就像我在后记里提到的,有些国家的人可能要活400年才能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我觉得同时经历这两个时代的人是很有意思的,值得写。《兄弟》的上部就是写前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的时代,而下部将写到物欲横流、颠覆伦理的当代。上部写到“文革”,我也没有光表现人性的丑恶,而是写了许多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比如李兰做人的尊严,即使丈夫被打倒迫害了,她还是以他为荣,宁可背上“地主婆”的恶名。还有整个家庭的温情等等。
记者:《兄弟》下部如果写当代的话,这大概是你第一部描写当代的小说了。能透露一些具体情节吗?
余华:这是我第一次写当代,以前不敢写,觉得当代可能写不好,就一直没碰。这次真涉及当代,写作上倒也不觉得困难,可能是已经有了积累和准备了吧,确实可以写了。至于下部详细情节,在这里不能说太多,只能透露一点点。下部中时代改变了,所以兄弟两个人关系也就复杂了,很可惜,最后宋钢是死在李光头手上。现在我回过头来看也觉得可惜,但当时写的时候情节发展到这里就是这个结果,没法再更改了。
记者:《兄弟》没写完就出版了上部,这在出版界是史无前例的,是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吗?
余华:《兄弟》上下两部正好是写两个时代,上部有独立性,基本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就先把上部拿了出来。从出版社方面来说,先推上部也承担了一定风险,很可能碰壁,但他们为了赶上海书市,所以决定先出。8月其实是书市淡季,一般出版社即使有好书稿,也会推迟出版,但文艺社是上海的出版社,8月份上海的出版社一般都会为了书展推一些新书。现在看来,他们冒险成功了。下部本来想赶在8月底前完成的,但没想到,上部一出来,我就被各种活动和采访套牢了,所以说这也是先出上部需要付出的代价。
记者:这次一下子卖那么好,可能是因为读者对你的期待太久了,长篇小说,10年来,这是第一部。读者们肯定都在想那个写《活着》写《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都在干什么呀?怎么一直没有长篇出来呢?
余华:1995年我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1996年开始写随笔,因为朋友约稿,就一直写,而且当时也没想小说呀还是随笔呀,外界反应也比较好,所以写了整整3年的随笔。2000年我想写个大长篇,设想得很好,但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我写小说一般都有一种疯狂的状态),3年多才写了20多万字。然后我去了一次美国,呆了7个月。回来以后,去年10月我重新开头写另一部小说,这就是《兄弟》,没想到写得特别顺。本来打算只写个小长篇的,结果2个月就写了20多万字,反而成了大长篇了。
记者:所以你在《兄弟》后记中说到了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建议无论写作还是人生都要走“窄门”?
余华:我的意思就是在写作之初不要立下很重的目标,写很重大的东西反而写不下去。刚开始觉得不重要,写着写着却可能不断发现它的重要。人生大抵也是如此。 记者:据说你现在开始准备花十几年时间在长篇小说上,暂时不写随笔了?
余华:是的,我现在觉得合理分配时间和年龄很重要。写长篇对健康和记忆力都是考验,趁还年轻多写长篇,写随笔那是老了以后的事。到时长篇写不了了,还可以写随笔,一生都不会失业,那是多么幸福啊。坚持写作,对思维是一个锻炼。
记者:会碰上创作危机的问题吗?当年与你同时代出来的作家,似乎普遍都遇到了创作低潮。
余华:每一个作家,写一阵之后,肯定会碰到创作危机。这就像海浪一样,潮起潮落,有高潮也有低谷。一般作家一生总会碰上一两次吧,我更多一点,我经历了3个低潮。1984年,我经历了第一个小低潮,那时刚出道,发表了一些短篇之后,忽然觉得都写完了,没有意思,没什么可写的。两年后,我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也是后来说的先锋小说。1986-1989年基本上就在写这一类小说。1990年,我又进入一个短暂的低潮,先锋写完了。1991年我尝试写长篇,1992年完成《在细雨中呼喊》,后来又写了《活着》。1993年我辞职成为自由作家以后,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都比较大,所以我就写了两年电视剧,纯粹为了赚钱。1995年是《许三观卖血记》,然后是前面说到的一个写随笔的过渡期。2000年-2003年,写那个大长篇,让我陷入了再一次的低迷,整个叙述都犯了错误,这个低潮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直到写《兄弟》才恢复过来。
记者:低潮过去了,就会迎来高峰。《兄弟》的销售情况非常好,在纯文学作家里,你的作品应该算是最畅销的一个了,很多读者都认为余华的小说可读性强,那么你是如何看待通俗和高雅呢?
余华:1996-1999年的时候,虽然一直在写随笔,但对小说观念有了重新认识。最好的文学作品,故事往往很简单,但用很饱满的情绪推动上去。写小说要非常吸引人,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贵族和平民都喜欢。我觉得我们不该埋怨读者,读者为什么一定要去看你们写的那些沉闷的小说呢?读者少的责任不在读者,而在作者,你是在用把读者赶走的方式写作。所以现在我要用让读者回来的方式去写作。
记者:你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其实都写得很早,但真正红火起来却是好多年后了。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有类似的情况,你怎么看这种滞后?
余华:我和王安忆的情况可能有点相似。就是当时正好碰到了出版转型期,那时候长篇一般就发在文学期刊上,要出版成书是很不容易的事,不像现在的“80后”,都是靠出版书起家的。所以,那时候很多好小说都被埋没了,以后再重新发现。如果换成今天,这些小说可能出版第一年就会受到重视了。
记者:王安忆说很多人把她的《长恨歌》当成怀旧小说看,那是一种误读。你是怎么看读者对你小说的误读呢?
余华:误读很正常,我很欢迎误读,因为没有误读小说就没有价值了。每个读者在阅读时都会把自己人生的感受和阅读经验带到作品中去,所以看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误读让作品更加丰富。
记者:如今武侠电影流行,武侠小说也受到偏爱,一些“80后”作家也参与到武侠小说的写作中。你早年曾经写过一个短篇武侠《鲜血梅花》,今后还会涉猎武侠吗?
余华:没有这个想法。当时我曾写了三个小说,都是对传统畅销形式的文本改造,作为一种探索。反武侠写的是《鲜血梅花》,反侦探写的是《河边的错误》,反爱情写的是《古典爱情》。对畅销题材进行形式上的处理,没兴趣写真正的武侠。
记者:前一阵,你见到了“80后”那一批作家,还与他们进行了交谈,你有什么感受?对比你们60年代出生的作家比较有持久力,“70年代生”作家群几乎昙花一现,你觉得“80后”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吗?
余华:我以前没看过“80后”的作品,见了他们以后,现在对他们的作品很感兴趣。我想过几年后,“80后”留下的会多一些(比70年代生)。比起70年代生,80后与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相似更多。6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在稳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而70年代出生的人在成长过程里正好碰到了历史转折点和社会转型期,他们的价值观处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写作上也会变。他们更有冲劲,变化也大,持久性差些。而80后会相对更稳定些。
转自搜狐
搜狗(www.sogou.com)搜索:“余华”,共找到52,937
个相关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