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之前，余华在文坛已沉寂１０年

　　我现在觉得合理分配时间和年龄很重要。写长篇对健康和记忆力都是考验，趁还年轻多写长篇，写随笔那是老了以后的事。到时长篇写不了了，还可以写随笔，一生都不会失业，那是多么幸福啊。坚持写作，对思维是一个锻炼。

　　撰稿／钱亦蕉（记者）

　　8月，半部《兄弟》制造出了文学界和出版界的奇观。自推向市场的一个多月里，余华新著长篇小说《兄弟》（上部）借上海书展的东风，在各地市场一路热销，势如破竹。首印20万册的大胆操作非但没有遭遇风险，而且迅速售罄，加印5万册再度告罄，于是再次加印10万册。一部纯文学小说，在初版的第一个月里就印刷发售35万册，这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了。

　　自1995年出版《许三观卖血记》后，沉寂了10年的余华终于以《兄弟》再次成为文坛的聚焦中心。而被各种采访和活动“折磨”得精疲力竭的余华，仍用饱满的热情迎接自己的创作高潮，喊出了“再写十几年长篇”的豪言壮语。

　　《兄弟》之内

　　记者：短短的《兄弟》上部就写到了5个人的死亡。当初小说《活着》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一个人的死亡，这次小说中又出现这么多死亡，有人说余华小说里的人命不值钱。你在创作时是如何考虑的？

　　余华：写着写着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不是有意为之。我这个人写作与其他人可能不一样，不是完全构思好才落笔，而是靠着激情的驱使来写作。所以我不是深思熟虑才这样写，不是计划好让他们死掉，而是写着写着人物就按自己的性格命运发展了，死亡也是自然的结果。其实写作和生活是一样的，都按命运走向来发展。

　　记者：记得80年代后期你创作的一些先锋小说，就对酷刑、死亡有很细致并且惨烈的描写，比如《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往事与刑罚》等等，这次在描写宋凡平的死、特别是孙伟父亲的受刑和死亡，似乎又一次显示出这种对残酷细节的“嗜好”。

　　余华：10多年没有写这样的惨烈了。这次因为写到了“文革”这样一个时代，写着写着收不住了，于是就有了关于酷刑的描写。我其实看了不少“文革”的资料，都有关于那个时代的酷刑的记录，我在小说里提到的把猫放进裤子里和肛门吸烟等，是当时用得比较多的几种。当然，这些是有时代特征的酷刑，与以前写的古代的刑罚不一样。

　　记者：在《兄弟》中，很多章节都是从两个孩子的眼光和想象来描述的，怎么去把握？

　　余华：其实小说里有两种不同的描述，有一些是抛开孩子、完全成人话语的描述，还有一些是孩子眼光的叙述。从孩子的心态来看这个世界，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有一种反差在里面，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成人世界的不正常。包括写到李光头蹭电线杆，是想加入一点幽默的因素，即使“文革”时代也不能全是悲惨的，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

　　记者：其中写到两个孩子含着盐和酱油喝清水填饱肚子，很有意思。这里面有你自己儿时的体验吗？因为你的年龄和李光头、宋钢差不多。

　　余华：我没有那么悲惨，这是我的想象。不过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这样共同的感受，饿得快，整天想找吃的，物资极其匮乏。我从小生活在海盐，那个地方不算富也不算特别贫穷，虽然没有饿到吃清水的地步，但仍旧给我留下了一生挥之不去的饥饿感。说到制作食物方面，我觉得我小时候这方面的能力肯定不会比宋钢差。我父亲是医生，有一些老病人经常会送来一些南瓜子，很多，都是我炒的，我七八岁时就很能干了，能用煤球炉炒出很好吃的瓜子。

　　记者：李光头的父亲因为在厕所偷看，掉进粪坑淹死了。我记得掉进粪坑淹死的意象在你以前的小说中也出现过，为什么会反复写到这样的意象？

　　余华：在我童年和少年的印象里，掉进粪坑的例子是相当多的，当然一般发生在晚上。那时候贫穷到连手电都没有，又没有路灯，外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掉进粪坑的事很容易发生。那时经常看到淹死在粪坑里的动物，人淹死的也有，掉下去再爬起来的也有。还有，那时候厕所里偷窥也比较普遍，被抓游街的也听说过。不过，因为偷窥而淹死在粪坑里，是我编出来的故事。

　　记者：《兄弟》从开篇就出现了大量屁股呀之类的字眼，但细看全文，却没有真刀真枪的性描写。好像你以前的小说中，也很少出现性描写？

　　余华：《兄弟》上部里确实没有出现直接的性描写，即使写到李兰和宋凡平夫妇，也只是通过李光头的眼睛和耳朵，进行暗示。总体来说，我在性描写方面比较谨慎，我不反对吸引人的性描写，但必须是健康的方式，不喜欢有的小说把床上情节写得特别脏。在这里可以预告一下，《兄弟》的下部会涉及正面的性描写。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使像赵诗人、刘文章一类的人物也是讽刺的对象。为什么？

　　余华：我大多写的是小城镇上的故事，那里知识分子量少，比如我父亲工作的县医院，大专生和大学生加在一起也不超过四五个。像赵诗人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酸秀才”，小镇上挺多，发一篇文章就觉得了不起，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其实你想想鲁迅笔下的人物，讽刺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好像知书达理却又一知半解的人。

　　记者：这次正面描写“文革”，感觉上从宋凡平到孙伟的父亲，都经历了参与造反到被打倒的过程，是为了突出他们都是不自觉的吗？

　　余华：为了表明在“文革”这样的大时代里，个人是没有自己的命运的，每个人都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命运是相似的，但他们面对悲惨命运的反应或许各不相同。就像“泰坦尼克”号启航时，在享受生活时，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但到了它要下沉时，每个人都面对相同的命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反应。

　　《兄弟》之外

　　记者：有评论质疑你把人性恶的表达完全归于“文革”时代，认为这样的表述是否过于简单化了？

　　余华：这样的批评过于简单了，因为现在只有上半部，我觉得严肃的评论家也不会就此下定论的。我并不是要写“文革”小说，而是写两个不同的时代，就像我在后记里提到的，有些国家的人可能要活400年才能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我觉得同时经历这两个时代的人是很有意思的，值得写。《兄弟》的上部就是写前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的时代，而下部将写到物欲横流、颠覆伦理的当代。上部写到“文革”，我也没有光表现人性的丑恶，而是写了许多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比如李兰做人的尊严，即使丈夫被打倒迫害了，她还是以他为荣，宁可背上“地主婆”的恶名。还有整个家庭的温情等等。

　　记者：《兄弟》下部如果写当代的话，这大概是你第一部描写当代的小说了。能透露一些具体情节吗？

　　余华：这是我第一次写当代，以前不敢写，觉得当代可能写不好，就一直没碰。这次真涉及当代，写作上倒也不觉得困难，可能是已经有了积累和准备了吧，确实可以写了。至于下部详细情节，在这里不能说太多，只能透露一点点。下部中时代改变了，所以兄弟两个人关系也就复杂了，很可惜，最后宋钢是死在李光头手上。现在我回过头来看也觉得可惜，但当时写的时候情节发展到这里就是这个结果，没法再更改了。

　　记者：《兄弟》没写完就出版了上部，这在出版界是史无前例的，是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吗？

　　余华：《兄弟》上下两部正好是写两个时代，上部有独立性，基本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就先把上部拿了出来。从出版社方面来说，先推上部也承担了一定风险，很可能碰壁，但他们为了赶上海书市，所以决定先出。8月其实是书市淡季，一般出版社即使有好书稿，也会推迟出版，但文艺社是上海的出版社，8月份上海的出版社一般都会为了书展推一些新书。现在看来，他们冒险成功了。下部本来想赶在8月底前完成的，但没想到，上部一出来，我就被各种活动和采访套牢了，所以说这也是先出上部需要付出的代价。

　　记者：这次一下子卖那么好，可能是因为读者对你的期待太久了，长篇小说，10年来，这是第一部。读者们肯定都在想那个写《活着》写《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都在干什么呀？怎么一直没有长篇出来呢？

　　余华：1995年我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1996年开始写随笔，因为朋友约稿，就一直写，而且当时也没想小说呀还是随笔呀，外界反应也比较好，所以写了整整3年的随笔。2000年我想写个大长篇，设想得很好，但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我写小说一般都有一种疯狂的状态），3年多才写了20多万字。然后我去了一次美国，呆了7个月。回来以后，去年10月我重新开头写另一部小说，这就是《兄弟》，没想到写得特别顺。本来打算只写个小长篇的，结果2个月就写了20多万字，反而成了大长篇了。

　　记者：所以你在《兄弟》后记中说到了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建议无论写作还是人生都要走“窄门”？

　　余华：我的意思就是在写作之初不要立下很重的目标，写很重大的东西反而写不下去。刚开始觉得不重要，写着写着却可能不断发现它的重要。人生大抵也是如此。 记者：据说你现在开始准备花十几年时间在长篇小说上，暂时不写随笔了？

　　余华：是的，我现在觉得合理分配时间和年龄很重要。写长篇对健康和记忆力都是考验，趁还年轻多写长篇，写随笔那是老了以后的事。到时长篇写不了了，还可以写随笔，一生都不会失业，那是多么幸福啊。坚持写作，对思维是一个锻炼。

　　记者：会碰上创作危机的问题吗？当年与你同时代出来的作家，似乎普遍都遇到了创作低潮。

　　余华：每一个作家，写一阵之后，肯定会碰到创作危机。这就像海浪一样，潮起潮落，有高潮也有低谷。一般作家一生总会碰上一两次吧，我更多一点，我经历了3个低潮。1984年，我经历了第一个小低潮，那时刚出道，发表了一些短篇之后，忽然觉得都写完了，没有意思，没什么可写的。两年后，我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也是后来说的先锋小说。1986－1989年基本上就在写这一类小说。1990年，我又进入一个短暂的低潮，先锋写完了。1991年我尝试写长篇，1992年完成《在细雨中呼喊》，后来又写了《活着》。1993年我辞职成为自由作家以后，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都比较大，所以我就写了两年电视剧，纯粹为了赚钱。1995年是《许三观卖血记》，然后是前面说到的一个写随笔的过渡期。2000年－2003年，写那个大长篇，让我陷入了再一次的低迷，整个叙述都犯了错误，这个低潮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直到写《兄弟》才恢复过来。

　　记者：低潮过去了，就会迎来高峰。《兄弟》的销售情况非常好，在纯文学作家里，你的作品应该算是最畅销的一个了，很多读者都认为余华的小说可读性强，那么你是如何看待通俗和高雅呢？

　　余华：1996－1999年的时候，虽然一直在写随笔，但对小说观念有了重新认识。最好的文学作品，故事往往很简单，但用很饱满的情绪推动上去。写小说要非常吸引人，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贵族和平民都喜欢。我觉得我们不该埋怨读者，读者为什么一定要去看你们写的那些沉闷的小说呢？读者少的责任不在读者，而在作者，你是在用把读者赶走的方式写作。所以现在我要用让读者回来的方式去写作。

　　记者：你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其实都写得很早，但真正红火起来却是好多年后了。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有类似的情况，你怎么看这种滞后？

　　余华：我和王安忆的情况可能有点相似。就是当时正好碰到了出版转型期，那时候长篇一般就发在文学期刊上，要出版成书是很不容易的事，不像现在的“80后”，都是靠出版书起家的。所以，那时候很多好小说都被埋没了，以后再重新发现。如果换成今天，这些小说可能出版第一年就会受到重视了。

　　记者：王安忆说很多人把她的《长恨歌》当成怀旧小说看，那是一种误读。你是怎么看读者对你小说的误读呢？

　　余华：误读很正常，我很欢迎误读，因为没有误读小说就没有价值了。每个读者在阅读时都会把自己人生的感受和阅读经验带到作品中去，所以看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误读让作品更加丰富。

　　记者：如今武侠电影流行，武侠小说也受到偏爱，一些“80后”作家也参与到武侠小说的写作中。你早年曾经写过一个短篇武侠《鲜血梅花》，今后还会涉猎武侠吗？

　　余华：没有这个想法。当时我曾写了三个小说，都是对传统畅销形式的文本改造，作为一种探索。反武侠写的是《鲜血梅花》，反侦探写的是《河边的错误》，反爱情写的是《古典爱情》。对畅销题材进行形式上的处理，没兴趣写真正的武侠。

　　记者：前一阵，你见到了“80后”那一批作家，还与他们进行了交谈，你有什么感受？对比你们60年代出生的作家比较有持久力，“70年代生”作家群几乎昙花一现，你觉得“80后”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吗？

　　余华：我以前没看过“80后”的作品，见了他们以后，现在对他们的作品很感兴趣。我想过几年后，“80后”留下的会多一些（比70年代生）。比起70年代生，80后与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相似更多。6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在稳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而70年代出生的人在成长过程里正好碰到了历史转折点和社会转型期，他们的价值观处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写作上也会变。他们更有冲劲，变化也大，持久性差些。而80后会相对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