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是一个极具东方色彩的术语，带有东方人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的价值特征，西方理论更多地关注社会秩序的公正合理

　　西方社会学家对社区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解决社会贫困、矛盾和冲突必须立足于社区，逐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塑造社会和谐的基础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借鉴不同的经验，西方理论界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对我国有怎样的借鉴意义？记者为此采访了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华东理工大学都市文化和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振博士。

　　和谐社会极具东方色彩

　　记者：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西方社会理论中是否也有和谐社会的概念？

　　李振：和谐社会是一个极具东方色彩的术语，带有东方人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的价值特征。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更多的则是社会竞争、社会系统、国家控制、社会秩序等理论。

　　我国现阶段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针对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有的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战后的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战争、种族斗争、阶层分化等现象之后，关注社会秩序的公正与合理也比较多。

　　记者：现代西方理论学术界是否有关于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的思想流派？

　　李振：西方学术界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概而言之有六种：一是把人人平等自由，没有战争、冲突、压迫的社会视为理想社会，强调背离社会和谐的结果必然会塑造出各种片面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二是引述和阐发卢梭的社会发展命题，把和谐的社会看作不需要设计和控制、处于自然生发和运行的社会；三是超越自由和计划的简单对立，倡导自由民主和理性计划相结合，实现社会服务性、协调控制型、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社会发展模式；四是关注现代文明存在的危机，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风险最小、风险分配合理的社会，过度的风险和风险不合理的分配必将造成社会发展危机；五是倡导社会整体结构和运行模式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即“和谐地球村落”概念，强调整体性、共同性和持续性；六是针对“技术决定论”下人文精神的匮乏，倡导技术高度发展、人文精神也高度繁荣的社会。

　　“社会和谐秩序”的支撑

　　记者：如今，现代技术在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您如何看待技术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李振：现代高新技术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形态的重要标志，制度的运行、观念的传播都要与一定的技术条件相适应，这也是未来学家们强调技术高度发展的同时，人文精神也要高度繁荣的原因。同时，技术不能简单地被看作反自然的产物，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现代信息、网络、生物技术的发展为创造社会更多的和谐、解决更多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了必要条件。

　　记者：目前西方的生态主义运动、性别革命与社会和谐秩序的建设有何关系？

　　李振：在西方社会，女权主义经历了过度高扬之后，开始回归到性别和谐的道路，生态主义经过绿色政治的实践也已经从单纯的生态幻想向生态实践的方向发展。这是现代社会理论发展的最新阶段，它认为性别、生态的存在和发展状态直接反映出人类自身是否和谐的最终标准。与性别和谐相关的是社会职业结构、家庭结构、社区结构的和谐问题，生态和谐则反映出生态对于人类发展承载能力的限制和约束难题。而且，塑造性别和生态的和谐是一项全球化的工作，它体现的公平、公正、可持续性应该没有国界和区域的限制。

　　记者：社区是基本的社会单元，和谐社区的建设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在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社区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李振：西方社会学家对社区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都市占主要地位的时代，都市恐慌已经成为社会的最主要问题，解决社会贫困、矛盾和冲突必须立足于社区，通过提倡团结、互助和友爱精神，逐步地消除不稳定的街区、社会垃圾、社会贫困、社会失业，由此塑造出社会和谐的基础。

　　社会和谐与社会冲突

　　记者：通过对现代西方和谐社会理论的分析，您认为和谐的社会秩序具有怎样的功能？

　　李振：在西方学术视野中，和谐并不是没有矛盾和各种问题，而是让问题发生，并把这种问题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西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和谐具有积极的“安全阀”作用。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追求和谐社会秩序的“显功能”表现为社会结构矛盾和冲突的和解、司法公正和价值整合等，但也存在潜功能和反功能。

　　“潜功能”是指“和谐”的术语必然会制造或者界定各种社会越轨、失范现象，划界的方式使压力、紧张成为塑造和谐社会的动力和约束条件。“反功能”则是指社会秩序和谐的反面功能，比如医疗条件和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但也会加快老年化社会进程。

　　记者：如此看来，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本身是否已经具有某种价值导向功能？

　　李振：确实如此。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的观点，社会秩序的制度安排既针对越轨者，也针对遵守者，产生越轨行为的过程和产生遵守者的过程是一致的。但是，他也认为，过分的良好社会也可能引起社会后退和原来秩序的混乱。健康、良好、和谐本身需要更大的努力来控制各种非和谐的因素。

　　记者：既然已经存在并且注意到这么多的不和谐，当代西方社会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非和谐的因素？

　　李振：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倾向来看，许多西方社会学家特别重视个体、群体、阶层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更多的个体、群体和不断变化的阶层组成的，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必然涉及这些社会基本构成环节的关系问题。某些群体由于固定社会结构中的压抑，如贫困、失业、失学、不公正待遇、不确定的前途等持久得不到解决，加上社会控制机制的漏洞必然引发各种社会性质的骚乱和暴动。如今盛行的社会集群、群众运动、大众行为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分析这些现象所产生的社会结构破损原因，为社会建立良好秩序提供警示作用。

　　《华东新闻》 (2005年09月08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