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政府召开“2004年度见义勇为表彰大会”，授予郑淑婷等14人“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和“首都见义勇为荣誉市民”称号。这14名见义勇为者都将获得市政府提供的奖金。其中11名健在者每人奖励1万元，3名牺牲者每人奖励5万元。据了解，自《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实施5年来，全市共确认见义勇为行为220例，“见义勇为好市民（荣誉市民）”54人，“首都见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先进单位”32个，累计共投入资金700多万元。（《京华时报》8月4日报道）

　　如此高的奖励金额，看似已相当不菲了，但与公民为社会道德建设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我认为这个奖励额度并不算高。而政府在奖掖见义勇为者时，且不可抱着救济和同情的心态，也不要以高额奖励做为见义勇为的宣传“费用”，而是要认识到，这是我国建立现代法治文明，重塑社会道德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在一个道德相对淡化的时代，要扶掖一种正义机制，政府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最大责任人和买单人。

　　作为一种已渐渐偏离现代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正义力量，见义勇为已成为一种非常稀缺的道德和精神资源，而我国建立文明制度，缺少了这个元素，无疑将使文明进程面临极大的人文阻碍，缺少了正义精神和操守力量的社会制度无疑将会苍白失血，不堪一击。认清了这点，才可能真正确立见义勇为者的价值。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找回失落的文明和人性就显得无比重要。作为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牺牲品，道德的重建必然要借助经济手段，而用经济唤起正义的回归，绝对物有所值。

　　当下我们的社会和公共制度对见义勇为者的价值认定，显然还很有限。且不说奖励的金额如何象征化，审批的程序如何繁琐，仅从那些“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等之类的宣传中，我们瞥见的只是社会对于一个弱者的同情，而不是对于一个英雄的敬意。这种同情显然会弱化见义勇为的价值，让奖励成为一种施舍，最终的结果是让英雄成为社会同情对象，这怎不让人对见义勇为的后果寒心而望而却步呢？

　　因此，欲使社会正义得到伸张，有必要将见义勇为奖励制度化，法律化，从社会高度和文明视角审视见义勇为的价值，对因见义勇为而付出的公民代价给予制度性补偿，这种补偿必然要远远高于公民所牺牲的权益。只有给予充分的制度温暖和敬意，只有给予深层次的人性关怀，才可能唤起更多正义的力量加入到道德重建中来。(稿源：红网)(作者：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