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中国的大学收费是全世界最高的。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夸张，不过，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也坦率承认，现在大学学费是“有点高”，已经超过了公众的经济承受能力，短期内绝对不能再往上提高。（9月8日《中国青年报》）大学学费之所以太高，并且呈现出快速上涨的势头，原因在于，大学的运营成本太高，且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

　　不必讳言，中国大学的效率是不高的。公立大学实行行政化管理体制，在普通教学科研人员之外，还雇用了大量专门的行政、后勤等人员。这样的人力与行政成本，是很多大学最主要的一项开支。近年来，大学不断提高学费标准，意味着它已逐渐带有社会化经营的色彩。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却纹丝未动，而以前由国家财政负担的这笔开支，现在只能由学生分担了。

　　除了这笔成本居高不下，大学还增加或制造了其他方面的成本。大学扩招，自然需要建设基础设施。而在建设过程中，大学之间普遍存在攀比倾向。尤其是一些大学卷入大学城项目，为筹措巨资而向银行借贷，但还贷的负担必然转嫁给学生。这些基础设施投入使用之后，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大学通过财务手段，提高基础设施的贴现水平，让现在的学生提前为未来埋单，这必然导致短期内学费急剧增长。

　　大学的升级，也导致大学成本上涨。从学生结构看，研究生招生人数急剧增加，而研究生教育并没有全面收费，由此很可能导致本科生的学费被挪用作研究生教育经费。而由于受目前大学评价体系约束，大量一般院校不能不走上重视研究、忽略教学的歧路，盲目引进一些高成本人才，建立高成本实验室，上马高成本的研究项目。这当然会抬高大学成本。但从各国经验看，大量普通院校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从事一般教学。

　　当然，对于大学高收费，政府也须承担重要责任。199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国高等院校总经费中所占的比例约为64%，到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50%.而在中国，大学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要么是政府拨款，要么是向学生收取学费。政府财政投入相对减少，大学只能通过收取学费弥补巨大缺口。

　　健全的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制度没有与学费增长同步进行，放大了高学费的冲击。大学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因而，政府是否应当承担大学生的全部负担，还存有争议。但是，社会也确实不应当让那些已经考取大学的贫困学生，仅因为贫困而无法上大学。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能够让大学生通过社会化、商业化的渠道，筹措到所需学费。但在中国，由于社会自组织程度较低，很少有私立助学基金会；大学也因为面临财政压力，不愿拿出资金设立覆盖面较广的奖学金；由于监管不力，加上银行本身体制问题，也无力向范围更广的学生提供畅通的贷款渠道。

　　上述分析表明，大学高成本，事出有因，且与大学体制有密切关系。因此，控制大学学费，抑制大学学费上涨趋势，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审计手段和人大的监督，监控公立大学的财务，禁止其将学校建设成本向学生转嫁。严格大学学费听证程序，听证会改由各地人大常委会主持。

　　从财政角度看，政府应适度增加投入，但此项投入，应以多样化的公立助学基金会的形式运作。此类基金，民办大学学生亦可申请。从长远来说，则应改革目前行政化的大学管理模式，使大学能大幅度削减人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