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晚报网9月11日讯 距离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江萍（化名）掐指一算，已经整整两年光景。

　　但这两年却足以改变这个39岁女人的一生。她忍着腰痛颤颤巍巍地坐到椅子上。欠了房东一个月的房租后，她几乎足不出户。

　　沉冤雪耻的一年里，她蜷缩在这个谁也不认识她的小市场里“隐姓埋名”隐忍过活。

　　而在这个瘦小女人的身后，却经历了一场婚姻破碎、骨肉分离、遭受屈辱锒铛入狱、垂死求告沉冤得雪的人生“浩劫”。

　　引子：昭雪之后生活困顿

　　一天只吃一斤地瓜叶

　　江萍现在的“家”，事实上是半间小屋。狭窄的屋角里堆满了疗伤用的药酒，几件衣服整齐地折叠在床头，一小点米装在酒瓶里。房间尽管简陋，但仍有一丝生气，一台小小的录音机就放在窗边的桌角上。

　　贫困是江萍目前面临的最大窘境。从看守所里出来后，无家可归的江萍硬着头皮向妹妹借了三百元后来到了海口，手部麻木和腰脊疼痛时常发生，江萍不知道能做什么养活自己。不久前，一场胃病把她仅剩的一点积蓄也花得一干二净。

　　“现在有时一天只吃一斤地瓜叶。”江萍难为情地说，过去她根本不敢让陌生人进屋，因为没有床和椅子，她在地板上搭起木板睡觉，后来楼上好心的邻居看到此情景后，在搬走时把剩下的“家具”给了她，这才有了现在的模样。

　　一开始，她还在小市场里卖甘蔗，但是后来腰疼她根本搬不动任何东西，只好作罢。不久前，当年在儋州合伙做生意的朋友找到她，邀她“东山再起”，江萍摇摇头苦笑说“人生毁了大半，我一点都不想再见以前的人了。”

　　宣告无罪之后，江萍又开始了新的上访。“这一次我要申请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路上受尽侮辱和歧视，我要算这笔账。”江萍倔强地说，告到北京她都会去。

　　祸根：婚姻缺了一纸婚书

　　干练女商人看上文昌小伙

　　回忆像一次痛苦的折磨，江萍在控诉书上用“不寒而栗”来形容自己，但是她决意还是要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1988年，仅仅初中毕业文化的江萍只身一人从广东来到海南，儋州那大是她上岛的第一站。她在新生街开了一家杂货店卖副食。几年后，杂货店被拆。江萍拿起了身边的人力三轮车帮人运货。

　　“那时候禁止风采车，我的三轮就派上了用场，而且找我运货的人很多。”江萍凭借勤劳的双手，很快挣起了家业。3个月后，江萍在儋州的老乡约她一起做水果批发的生意，江萍感到大有可为，于是她把开杂货店和拉三轮车的积蓄全都投进去了。三人合伙，水果生意日渐红火，一个星期就有两三千元进账。

　　1994年，小有积蓄且依旧单身的江萍引来了不少说媒人，那大镇上一个打铁桶的文昌人便将同乡小伙子林刚（化名）介绍给了江萍。当时的林刚在亲戚的酒店里做厨师，人长得周正老实，尽管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对象，江萍还是对林刚一见倾心，不久两人确定了关系。

　　“婚姻就是看人合适不合适，如果人都不合适，那一纸婚书还有什么意义。”江萍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正是当时这种天真的想法，铸成了一辈子的大错。

　　很快江萍和林刚在那大成立了自己的小家。江萍说，她的户口在老家，手续转移比较繁琐，而她想着登记只是一个形式，所以在林家交了订婚钱后，便以夫妻的名义与林刚公开同居生活了。两年后，女儿出生，夫妻孩子三人一直在儋州那大水果批发市场经营水果生意维持生活。尽管常年不回文昌老家，没有过多的生活磕碰，但是江萍和林家之间一些不祥氛围在逐渐蔓延，最终导致崩盘的导火索是林刚母亲的病故。

　　祸起：“克星”之说

　　丈夫父母去世 她被赶出家门

　　江萍告诉记者，2000年7月林刚的母亲因病不幸去世，而林刚的父亲早在1995年因脑溢血撒手人寰。

　　2001年7月14日，林母病故一年忌日，江萍和林家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林家兄妹把二老的病故和江萍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这个外来媳妇所“克”。

　　争吵当晚，江萍被赶出了林家，当时的江萍已经怀有3个月的身孕。争执中，江萍和丈夫林刚也发生了激烈争吵，最后竟推搡打斗起来，江萍跑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并把身上的伤给派出所民警看。

　　由于这段姻缘不曾到民政部门登记，没有受法律保护的一纸婚约，派出所也没有继续处理了。

　　争吵一旦发生，暴力便接连不断。从2001年7月开始到10月，江萍数次遭到林刚的暴打，遍体鳞伤，甚至露宿街头。因为吵架被打伤的江萍分别在文教医院和文昌市人民医院治疗，经文昌市公安局鉴定，江萍的损伤为轻微伤。

　　看着和林刚的关系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2001年11月25日，江萍忍痛将腹中已6个月的孩子引产。林刚起草了一纸“休书”：林刚和江萍从6月至10月多次吵架，经过镇政府多次和解不下，双方协定2001年11月5日起解除事实婚姻，并讲明债务。

　　矛盾升级：“夫妻”决裂

　　争夺女儿归属结果输了官司

　　2002年1月4日，江萍忍受不了长期的殴打起诉法院，和林刚对簿公堂。江萍在法庭上说，自两人结婚相处以来，丈夫不仅多次殴打她，还虐待、不给饭吃，她也曾经向镇妇联、市检察院投诉，请求处理。她请求法院解除她和林刚的“非法同居关系”。江萍说，因为过去多次流产引产，再难生育，她请求法院将女儿判给她抚养，而两个人13200余元的债务由夫妻共同承担。并要求林刚赔偿她1万元的精神损害费。

　　林刚则说，他从来没有打过江萍，都是江萍先动手，他只是自卫。江萍所说的13200余元债务不是事实。他要求和江萍恢复和好，补办结婚登记，如果法院要判处两人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孩子也要交给他抚养。

　　一审判决结果没有让江萍感到欣慰，孩子判给了丈夫抚养，非法同居关系解除，确认债务6900元两人承担，她提出的1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没有得到支持。

　　“对于一个可能不能再生育的女人来说，女儿就是希望。”江萍说，当初就是为了女儿她才留下的，所以一审判决之后，她立即上诉，要求抚养女儿。

　　同年5月，判决书在焦灼等待中下来。女儿还是由林刚抚养，并承担全部抚养费。同时，海南中院认为江萍无依无靠，经常被林刚殴打，解除同居关系后，生活困难，所以林刚要一次性给她5000元的经济补偿。

　　一念之间再惹祸端：

　　政府办公室里以自杀相挟

　　就在江萍打官司期间，各种各样的痛苦不曾间断地向她袭来。江萍告诉记者，上诉期间，她身无分文所以还居住在林刚家过年。争吵仍在继续，她不时面临着被驱逐出门的境地，有一次凌晨3点她仍在黑黢黢的街头流浪，被迫报警求助。

　　法院终审判决后，5000元经济补偿金迟迟没有拿到。2002年6月，江萍向文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两个多月后，她只听到了执行被中止的消息。这时，疾病缠身的江萍心生绝念。

　　2003年1月，江萍从一八七医院出来后向别人借了20元回文昌。她想此去一定要找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如果不解决就自杀算了。

　　“当时我提着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着一件冬天衣服，携带一把菜刀并用报纸包住夹在衣服中间。”江萍说，一开始她来到了公安局，要求公安机关帮她处理，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她被送回了文教。

　　在文教她已经没有“家”了，曾租宿过的旅店老板也要她退房。身上有病行走困难，江萍感到一丝丝的绝望。“当时无处安身，身上就剩下6角钱，走投无路怎么办呢？决定一死算了，才有可能逃脱痛苦。”

　　江萍告诉记者，当晚她在文教镇政府外坐了一夜，那一夜她彻夜难眠，想到被丈夫殴打，四处求助投诉，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想到怎么也要让自己死个明白。

　　然而就在这冲动的一念之间，她要做的事情几乎改写了她以后的命运。

　　那个日子是2003年1月23日上午8点，江萍走进了文教镇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她将门关住插上门闩，之后将长长的木椅顶住门，并坐在了木椅上。当时，相连的第二个房内有打字员杨某。杨某要出去，江萍断然拒绝。有人从外面进来要杨某开门，江萍仍旧不同意。激动的江萍愈发固执，以自杀相要挟，希望政府能帮她彻底解决问题。

　　江萍万万没有想到这激愤之举发生的4个小时后，她被破窗而入的公安民警带上了手铐，等待她的是400余天的牢狱生活。

　　命运多舛：

　　一审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刑

　　2003年3月1日，江萍被批捕。7月25日，她被当作妨害公务罪嫌疑犯走上了被告席。那段日子是江萍有生以来最黑暗的时光。

　　“一直以来我都很坚强的，不爱流泪，但我自杀了很多次。”江萍眼圈微红，她说自己坐在这里接受采访是天意，让她去申冤。

　　江萍告诉记者，在看守所里，她几乎不和别人说话，成天蒙着被子昏睡在角落里，一些人还笑她是“神经病”，她无数次想到死。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具躯壳。一审判决下来了，她被文昌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你知道我写上诉状用了几天吗，整整7天。”江萍激动地说，当时她身体和精神都极度疲乏，硬撑着写一会眼睛便花了看不见，她得睡一会才能缓过劲来继续写，反反复复写了7天，强烈的申冤的念头一直在支撑着她。

　　这起案子的审判曲曲折折，江萍上诉之后，海南中院下了裁定，认为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4年1月12日，该案件再次开庭，结果恰恰是江萍被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

　　“为什么受害的人却要去蹲监？我并没有想过要害人，我在那里没打任何人，没砸坏任何东西。”江萍数百次思忖，也难解得出法律这座天平给出的结果。继续上诉，江萍更加坚决。

　　转折：二审改判无罪

　　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2004年7月23日。对于已经39岁的江萍来说，是个昭雪的日子。海南中院认定江萍为了解决个人问题到政府部门以自杀相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镇政府工作人员的上班秩序，但是其没有妨害公务的故意。而且危害程度显著轻微。江萍无罪。

　　在采访的过程中，江萍始终未露苦色，也没有太多悲天悯人的话，不时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她说自己长的是一张笑脸。她告诉记者自己的手已经出现了肌肉萎缩，医生说如果不赶紧治疗，恐怕以后再也治不好了。两个月以前，她向文昌市人民法院、文昌市人民检察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她希望尽早拿到这笔钱，去给自己治病。在记者截稿时，江萍说自己还没有拿到赔偿款。

　　“想女儿吗？”记者问。江萍很快地说“没脸见她了。”

　　后记

　　这些天，只要身体稍微好点，江萍就会参加司法部门的接访活动，关于身上的伤，关于她申请的国家赔偿，她还有话说，她还要争一个理。采访中记者看到，这间的屋子里一束红色的旧塑料插花被江萍擦得干干净净，就像她接受采访时经常说的那句话“我不怕说，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事实怎么样就怎么样。”

      （林莹李小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