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农民工王斌余的遭遇，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与争议。

　　王斌余的遭遇确实让人感慨，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愿望来到城市，最终却沦为阶下囚，这不仅仅是王斌余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转型期让人不忍目睹的悲哀。但是，再多的道德同情也不能模糊、抹去一些基本事实。

　　在我看来，王斌余一案有三个层面的东西应得到明确的回答：一，王斌余是否有罪；二，王斌余应接受何种处罚；三，以王斌余一案为鉴，社会需作出怎样的反思与补缺补漏，以防止类似悲剧的上演。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逐一递进，换句话说，只有建立在承认一、二层面事实基础上的探讨才有意义，才可能催生建设性意见。

　　遗憾的是，在目前为王斌余辩护的不少话语中，我看到的是有意无意地淡化王斌余的“罪与罚”，以情绪性颇浓的道德色彩遮蔽了本该在场、准确而明晰的法律认知，出现了“为尊者讳”的变种———“为弱势者讳”的趋势，也就是避谈或少谈王斌余残忍杀人的犯罪事实，以及与之相适应、旨在维护法律威严的刑事处罚，而大谈王斌余杀人背后的社会不公———王斌余是被逼的，资本的嚣张气焰与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迫使他退无可退，除了杀人，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种说词的背后，是王斌余“杀人有理”论的蠢蠢欲动，再接下去，可能就是对王斌余“义举”的美化了。

　　这种看似正义的非理性，在去年的“马加爵”一案中，已显露无遗———那些为凶手暴力行为辩护的人们，似乎忘了这个思考落点———如果杀人者是被逼无奈的无辜者，那么，那些被杀的亡灵以及他们身后破碎的家庭又算什么？

　　在道德法庭上，肆意欺压弱势打工者的包工头们，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但在现实法庭上，他们罪不至死；特别是，那些顿时瓦解的家庭承受的苦痛，谁予正视与弥补？———他们才是真正的无辜者，可惜的是，他们的哭泣无人倾听，更无人代其呼告。

　　有人说，王斌余杀人前，公正被扭曲了一次，如果为了体现对“汹涌民意”的尊重，判王斌余不死，法律公正势必再被扭曲一次；那么，为了弥补那些破碎家庭的不幸，又要扭曲谁的公正？扭来扭去，公正夫复何存？

　　更让我担心的是，如果宁夏当地法院最终刀下留人，这对那些被欺压的农民工群体可能是一个后患无穷的心理暗示———采取暴力吧，反正我是被逼的，反正舆论站在我们这边，反正杀人可以不判死。

　　如果这个逻辑蔓延，社会将是什么样的情景？

　　对王斌余，我的立场是：哀其不幸，怒其暴力。也许我的言论将受到“愤青”们的炮轰，但我依然要说，暴力不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有质量的生活，需要人们的智慧与自律。

　　作为社会，不要将维护弱势群体公正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法律身上，它只负责守护最底线，在这之上，社会问题需要用社会手段解决，比如提高弱势群体的整体素质，教会他们用组织化的力量抗衡资本，而传统的道德救济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处境。

　　修仰峰（福建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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