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邢诒前的男人，四方脸，浓眉大眼，身材结实，看上去像一个叫做黄日华的香港电影明星。他躺在长木椅上。只穿了一条短裤。

　　六月的海南。热气腾腾。无风的时候，即使待着不动，十分钟，衣裤也会被争相冒出的汗水浸湿。

　　旁边是一张和椅子一样长的木桌。桌上放着手机、万宝路香烟和一壶没有加糖和奶的咖啡。时不时，邢会坐起身点上一支烟，喝一大口咖啡，然后接着躺下。他说自己喜欢浓烈的味道。我则以同样的方式躺在桌子另一侧的木椅上。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就这样躺着聊天。

　　在海南文昌，邢是名人。就像他家乡的名字一样——东路镇，名人山村。

　　邢在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私人鸟类自然保护区——名人山鸟类自然保护区。

　　《一贫如洗的亿万富翁》、《鸟类保护区让他十年散尽家财》、《邢诒前的梦与惑》……邢的保护区让媒体做足了文章……只是读读这些标题，就很容易发现为什么会有一拨拨的记者来到祖国最南端的这个岛上。

　　前传

　　海南文昌，著名侨乡。1956年邢诒前出生在这里。侨乡通常是历史上贫穷的地方，人们习惯了漂洋过海，外出谋生。邢是在1979年跟随父亲去的香港，那年他23岁。他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坐双层巴士。穿过繁华的城市，他们来到一个叫做“土瓜湾”的地方。一家6口开始挤在一间30多平米的破旧楼房里。第二天，邢成了香港建筑工地上的搬运工，此后一年，白天，他拼命打工挣钱，晚上，他躺在客厅的躺椅上，思念自己美丽的家乡。尽管简单而粗糙的体力活有时让他觉得“缺少尊严”，但他依然信心十足，他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能衣锦还乡。他是香港人了。

　　熟悉了香港后，邢开始往返广州和香港。两个塞满牛仔裤或是小日用品的大帆布包，是他进入内地时的“行李”。这是他的“进出口生意”。到了1982年，为了“落脚”方便，邢看中了深圳“南洋大厦”的一套十来万的小房子，他说服母亲借给他2万港元付了首期，自己负担月供。三年后，运气来了。这个“落脚”的地方，涨到了40多万港元。他将房子卖了，净赚30万港元。

　　邢把自己的“第一桶金”带回海南，在琼山县开了家服装厂，然后是第二家、第三家。1990年代初，30多岁的邢成了身家200万的香港商人。1992年，运气又来了。邢让厂里的人给政府写报告，打算在服装厂附近要4亩土地，建座职工宿舍楼。几天后，工作人员拿来土地批文请他过目。

　　邢一看，顿时呆住了。

　　下属把“4亩”听成了“10亩”。邢只得花60多万元，买下了这10亩地。

　　1992年的海南，报纸上整天都是公开竞买的消息，地价噌噌噌地往上蹿。一天一个价。邢刚刚到手的10亩土地，几个月后，价格翻了50倍。职工宿舍楼显然不用盖了，邢处理掉服装厂，成立“海南怡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那个时候的“弄潮儿”们一样，投身了房地产。他做的第一栋大楼，赚了5000万。

　　1993年，邢如果把房产、汽车、土地、别墅都卖掉，他的身价便是2亿人民币。也就是人们说的“亿万富翁”。这是他的助手帮他算的。助手劝他将资产变成现金，到国外名牌大学念上几年书，回来再想干什么干什么。

　　这样的想法是自私的，他这么觉得。

　　他有钱了。他得造福家乡。

　　千金散尽

　　他回到老家。给乡政府捐汽车，给村里修水塔，装电线和自来水管，将布料、衣服甚至电视机分送给各家各户……

　　“向诒前借钱，比去银行取钱还容易，因为不用排队。”这是当时传到邢的亲叔叔耳朵里的一句话。

　　詹尊桓是跟随邢工作了10年的会计。据他粗略统计，这些年来，邢投入各种公益事业共计700万元左右。随手借出去的钱，约有200多万。

　　当然，仅是大规模的公益事业是很难让人“一贫如洗”的。让邢“千金散尽”的是他儿时的梦想。

　　小时候，他的家乡树多、鸟多，像个世外桃源。多年后，在他真的衣锦还乡时。他发现，儿时嬉戏其间的“白鹭湖”已成了一潭毫无灵气的死水。远处，浓荫蔽日的森林正在日渐萎缩。天空中，鸟群早已不知去向。没有鸟声的地方是没有生机的地方。他要把小鸟招回来。他不想让乡亲们再去砍树卖钱，他开始向政府申请白鹭湖边的一片2000亩的荒岛。他要建一个鸟类自然保护区。他要恢复自己儿时的“天堂”。因为他是“老板前”。

　　1997年，文昌市政府批准邢创办的“名人山鸟类自然保护区”为市级保护区，面积3.26万亩，覆盖22个自然村的1500多户人家。

　　无底洞开始了。

　　保护区建立后，其间的树木仍归农民个人所有。砍树，这本该由政府部门来管的事，邢却决定自己掏钱来管。哪里有人砍树，邢就会出现在哪里，把树买下来，让树在原地继续生长。

　　“我的目的很明确，只要能把树留下来，管它是谁的呢？反正都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

　　远近乡村缺钱需要砍树的人，动手前都会给邢诒前捎来口信。如果“老板前”(邢诒前的绰号)需要，树就卖给他了。

　　环保、公益这样的事情，对于商人而言，有时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去做，有时是因为他们想去做。帮助乡亲们解决燃眉之急，是他本来就想去做的，即使不买树，他也会去做。对他来说，这并不难。难的是村里的人要发展经济。要把自己地上的树木全部砍掉，去种胡椒、芒果、槟榔、荔枝等经济作物。邢要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阻止他们。乡亲们不理解，政府都不理解。政府说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农民才能过上好日子。乡亲们并不觉得，住在有树有鸟的地方就算过上好日子。

　　不过，大家都知道邢是好人。是在花自己的钱为家乡做好事。没人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树毁在自己手上。但毕竟孩子大了得上学，老人病了得进医院，这个社会，什么都得用钱，靠山吃山，砍树卖钱是没办法的事。就这样，依照树木的年头品种，他们会从“老板前”那里点到钞票。十年间，邢买了多少树，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有些树原封不动地在那里被邢买了好几次。

　　为了让大家不再打鸟，他买来大筐大筐的鱼，倒进保护区的湖里，让大家免费来钓，钓起多少，拿走多少。这是他培养乡亲们其他兴趣的方法。

　　树木成林，白鹭成群的时候，邢早就不是什么“亿万富翁”了。事实上，他早就开始陆续出售资产。先是大卡车，接着是小汽车，然后是海边别墅。到了2002年，位于文昌市东部海岸的500亩土地，因多年没有开发被政府收回。最后一部汽车，送给了跟随多年的助手，以抵偿拖欠的工资，而助手又转手卖给了别人，因为根本没钱买汽油。

　　海南泡沫。当地产商们的资产开始大幅缩水时，邢却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移栽树木、精心培育“名人山庄”上。他错过了调整自己资产的最后时机。好几次，邢离开了重要的商业谈判，匆匆赶回家乡，只是去买棵树。生意伙伴摇头叹息，说如果邢不离开他那个什么该死的保护区，他就完蛋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

　　2002年年底，当邢开始建设他的生态文明示范村时，突然没钱了。他发现自己用完了所有的存款和现金，从那天起，他开始节俭度日。第二年，他回到香港，凑了70万港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妻子的私房钱。返回海口后，邢听说某个地方有很好的树可能被砍伐，立刻赶到那里。结果，他不但买了树，更花钱给村里修了路。本应用于挽救危局的钱，就这样又没了。

　　日子一长，村里打鸟的人也就少了。到后来，有个村子决定，发现打鸟者，罚款一百块。邢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在已不能支持他大手大脚的紧张预算里拿出一千元让人送去。他说，人都需要奖励，何况村子。

　　邢说自己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对于困难有自己的看法。

　　但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同样也会感到困惑。

　　“那时候教我们要大公无私，要助人为乐，可我现在这么做了，却被富人们视为一个失败者，一个笑话，而媒体则把我塑造成一个‘悲壮’的形象。”

　　有时候，邢也会觉得媒体挺逗。

　　“他们会来征询你的意见，但不会听你的”，他咧嘴一笑。

　　“有一次，一家报纸将写好的稿子发传真过来，让我确认稿件是否有问题，我在旁边写上‘此文万万不能发表’发过去，可没过两天，他们还是按原文发了。”

　　报纸并没有说邢什么坏话。没有人说邢的坏话。只不过，邢觉得媒体不断强化自己“失败者”的“悲壮形象”对保护区将来的发展不利。

　　有时候，邢会想起原来富有时的生活。

　　那阵子，城里的大酒楼里常常可以听见自己喊“买单”的声音。吃的是龙虾、鲍鱼，喝的是茅台、XO，请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邢很久都没喊“买单”了。但他现在仍然喜欢请人吃饭。傍晚来临时，他常常会在白鹭湖边一棵有着茂盛树叶的老榕树下招待那些来看望他的人吃饭。忙碌的“人物们”不来了。围坐的客人换成了附近溜达过来聊天的村民、曾经一起跟他到处买树的老员工、被好奇心和验证感驱动而来的记者、感情质朴却又心思重重的志愿者……鱼顿顿有，每天从湖里捞。炸的、煮的、蒸的，味道鲜美，百吃不厌。运气好时，能赶上蘑菇汤。加点盐，做成汤，奇鲜无比，但得从林中发现，可遇而不可求。

　　“环保的事我已经关心过了，如果我做的一切，丝毫没有唤起那些有能力的人继续环保的事情，那不是我的悲哀，那是社会的悲哀。”一天晚饭后，他突然声音低沉了下来。

　　“你说这难道不是社会的悲哀吗？”他试图通过更大声量的反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你知道我烦恼有多大吗？关心、感动、理解、支持我的，给我打电话，写信的都是普通人，而真正能改变环境的富人却是在破坏和掠夺。我是一个想到、说到并做到的人，但在现在的富人眼中，我却是失败者，是一个笑话。一些外地志愿者来这里帮我干活，你说我对得起他们吗？我面对他们，能不感到惭愧吗？这个社会对得起他们吗？他们在这里没有物质上的奖赏，也没有精神的奖赏，我想给他们这些，可我给不了他们。”

　　“只要喝二两酒，我就开始说真话”，他开始兴奋起来。让他的脸变得越来越红的是北京产的“红星二锅头”。

　　他说，不能再让自己镇定下来了。他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

　　没事儿的时候，邢喜欢到周围的村子里走走。村子里很安静，古树参天蔽日，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学习了，路边放牛养猪的都是老人。只剩下老人。邢常来看看他们，让他们知道，他“老板前”还在这里。

　　只要邢进村，老人们黝黑的脸就会变得生动起来。他们都会主动从屋里出来跟他说说话。

　　他们记得“老板前”的好。员工们也都记得邢的好，尽管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时常横眉立目地大声叫喊。但十多年来，“老板前”的所做所为大家都看在眼里。

　　“老板前”是好人。所有人都喜欢他做的事。除了他最亲的人。

　　这几年，邢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面对父亲和妻子的抱怨和责骂了。但他不会忘记那一次。他从香港返回“保护区”，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手机响了，是妻子从香港打来的。他把车停到路边。他听到她在电话那边号啕大哭。他听到一声从未听过的嚎叫，从灵魂深处迸发的歇斯底里的嚎叫。她绝望了，因为他离开时，悄悄拿走了她300港币。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似乎要永远改变了。果然，为了自己和3个孩子每个月在香港1.5万-2万港元的生活费，这个曾经的“亿万富翁”太太在餐馆洗了4年盘子。她希望丈夫从来没建过什么保护区。

　　还有，就是父亲。谁都不想伤害自己父母的情感。邢也不想。电视台把父亲请去采访。可父亲在电视里骂他是“不孝之子”。这让他很难过。

　　“我父亲在电视里哭，难道是我喜欢的吗？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伤他的心，可电视台为什么把我父亲哭的镜头拍得那么长？”

　　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时，眼睛已经红红的。他攥紧拳头，咚咚地敲打着桌子，愤愤然地说，“说不好听，电视台这是玩弄人性。”

　　“花一个亿都造不出来原生林，我会几百万卖掉吗？”

　　2003年底，邢给文昌市的市长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各方面欠他的款项，总共有数百万元之多。邢写道：“几百万元的沉淀在我的事业遭受了挫折的今天，足以使小企业一蹶不振了。”

　　市长批示说：“对事业的执著追求，难能可贵。困难是暂时的……”

　　有时，文昌市甚至海南省的官员，也会来这里鼓励他所干的这个“大事业”。他们会说一些鼓励的话，给他授予一些“爱琼赤子”、“福造楷模”、“文昌市特别荣誉市民”这样的称号，以示支持抚慰。学生们也会不时地由学校组织过来参观，因为这是“青少年环境保护教育基地”。

　　不久前，邢寻思，应该利用这地方赚些钱了，因为好多人都在批评他没有让这里形成良性循环。他开始在湖边一片风景最好的区域搭建餐馆、吧台、茶楼，还像其他的度假村那样建起小木屋，那是他亲自设计的。

　　一切妥当，他开始找人散发简易的“名人山庄度假村”宣传单。

　　但似乎没什么效果。城里人不怎么愿意来，来也只是零星的一天半日的租住。他们觉得这里的娱乐项目太少。好在周围村子里的乡亲们不嫌娱乐项目少，他们喜欢这地方，喜欢“老板前”和“老板前”供应的啤酒。越来越多的乡亲喜欢聚在“老板前”的林子里整晚神聊、将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偶尔吵打起来。

　　生意走向红火的时候，“老板前”决定把啤酒园关了。他不想赚自己乡亲的钱。他也不想看到同乡们酒瓶见底后吵闹的样子，尽管他有时候也会这样。

　　邢得为这片保护区另谋生存之道。

　　他给政府打了报告，计划利用保护区内特有的热带自然景观和奇异的人文景观，将保护区开发成一个融生态文明示范村、自然保护区、旅游度假区为一体的大型万亩乡村公园。他要把这十几年的心血延续下去。他现在心情还算不错，政府给他拨了20万表示支持。这点钱也许在原来并不算什么，但现在，这就是希望。

　　他始终觉得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自己不是很准确。

　　什么东西都是相关联的，他心里明白，当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少的同时，树木和小鸟也在越来越多。在这减少增加的变化中，他成就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即使按照世俗的标准判断，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富翁。山庄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他买来的，不少树很值钱，都是他的财产。他随时都可以卖掉，但他不会。

　　“用钱能买来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有限的，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它的价值才是无限的。地球上每天都有物种在消亡，花一个亿都造不出来原生林，我会几百万卖掉吗？”

　　这会儿，我们又一起躺在简易的木制长椅上，我听邢继续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们是受毛泽东教育长大的……”他点起一支烟，慢慢地吐出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