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季明 浮蓉　摄影：丁旭

　　 9月开学后，复旦大学新录取的3700名本科学生统一进入了新成立的复旦学院的42个班级学习,而不像以往那样到各自的院系去报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批复旦新生将与不同专业的同学共同学习生活，接受“通识教育”理念下新的教学模式的培养，然后再回到自己的院系中继续深造。

　　这种不分院系，不分专业，所有的大学生都进入同一个学院接受内容大体相同的教育，是复旦大学在其建校百年之际对中国教育体制进行的一次全面创新，目标是希望通过“通识”教育模式，改变当前本科大学生专业知识强，学习能力弱的现状，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深造打下更为扎实的指示平台基础，培养一批大师级的人才。

　　然而，在中国本科教育是否成功颇具争议的今天，复旦学院的成立也带来了一连串的问号——复旦大学的这一探索性创举是否能够达到效果？这种淡化专业学习的教育方式会不会让中国的本科生丧失传统的竞争优势？这种以培养大师为目标的教学体制对那些没有能力成为大师的学生是否合适？

　　打破一切专业界限

　　“复旦学院的成立，从规模、理念到管理机制都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性革新，也是对创新中国高校教育体制的一次实质性探索。”复旦学院首任院长熊思东教授说。

　　没有任何专业或者学科的界限，这是复旦学院最大的特色。复旦学院共分四大书院，分别以复旦大学的四个校长的名字命名。志德书院系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其字相伯，名“志德”，取其意，明志且道德高尚。腾飞书院系纪念老校长李登辉，其字腾飞，取其意，崛起成功。克卿书院系纪念上海医学院创办者颜福庆，其字克卿。任重书院系纪念解放后第一任校长陈望道，其字任重，取其意，任重而道远。

　　熊思东院长介绍，这四个书院都是平行的学院，每个班级一般有80人，还有约10名各国留学生，班中学生的专业比例、地区比例、男女比例、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和留学生比例都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大致相同。“书院的框架是共性的，但空间却是个性的。”每个书院都有各自的院训，各自的标志性人物，各自的院服，甚至各自的主流色。

　　目前在国内高校里，大学生都是和自己院系里的同学一起学习生活，但复旦学院却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历史系新生张挪亚来到自己的寝室后发现，同屋6人中只有自己是文科生，其他同学还有临床医学专业和信息安全专业的，这让他惊讶不已。

　　熊思东院长说，复旦学院希望通过文、理、医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共同学习生活，使他们了解和学习其他学科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从而突破自己学科的思维定势。例如文科学生可以从理科、医学学生那里学到严谨的理性分析方法，理科学生同样能从哲学系学生那里学到从繁杂现象中总结出规律的思维方法，而医学专业学生的规范意识则可以影响其他专业的学生。

　　复旦学院的课程设计也打破了专业界限，复旦学院设有2200门、4200门次课程，平均3．7个学生就有1门次的课程，学生拥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一年的课程被分为综合教育、文理基础、专业教育三大板块，其中以各专业学生都能学习的综合教育为主。各专业的课程也以更加便于其他专业学生接受的方式出现，例如物理系的“改变世界的物理学”和中文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都适合文理学生选修。

　　复旦学院是根据通识教育思想创建起来的，这种教育思想更加强调对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认为学生只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扎实的基础，今后成才不难。熊思东院长说：“通识教育不是让学生们放弃专业知识，而是要为社会制造出一块块好的“瓷泥”，让他们能在今后专业道路上走得更好。”

　　不分专业就能走出世界级大师？

　　世界级大师的匮乏一直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尴尬，对中美教育深有研究的数学家丘成桐，就曾在《中国教育忧思录》中感叹：美国学校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所以不断地有新的天才出现，而中国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说，大学教育要加强学术的创性，就要结合不同的学科，参加不同的研讨会，因为每一个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所以大学教育要把通识和专才结合起来。但目前我国更重视专才教育，更注重考试，忽视创新。教育抓得不好，就会扼杀创造性。

　　创立复旦学院的初衷，就是来自于对现行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反思。在美国的高等学校里有这样一种现象：理工科教授都喜欢选择中国学生作为自己的研究生，因为他们大多专业知识扎实，上手很快，经过两到三年就能出成果。翻开《科学》、《自然》等全球权威科学期刊，很多论文的第一作者都是中国人，通讯作者才是那些在各自学科中声名显赫的教授。奇怪的是，中国留美学者毕业后能够晋升为正教授的却很少，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学科的大师级人物则更少。和中国学者聊天，关于本专业的知识他能够滔滔不绝，但一换到其他议题就缄默不语。

　　“这与中国学生在本科阶段过分强调专业，被提早定型有关。打个比方，如果一栋房子的基础就那么大，哪能指望它成为摩天大楼呢？”熊思东院长说。以建立复旦学院为契机，复旦大学对现有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教育进行了重新规划。本科教育的目标是通过“通识教育”，让学生为未来的学习打下扎实而广阔的基础；硕士研究生应当进行专业思想和初步的专业培训；博士后教育则包括专业上岗前针对性很强的培训内容。

　　复旦学院首任院长熊思东教授说，“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通识”教育模式，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深造打下更为扎实的指示平台基础，培养一批大师级的人才。

　　但也不是所有专家都同意大师的匮乏是当前教育体制“惹的祸”。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说，要成就一位大师，除了天赋、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等个人因素外，也需要良好的客观条件和环境。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同时兼具这诸多要素，惟其如此，大师的出现从来就是凤毛麟角。社会的物质条件可以逐步积累，并且一定是越来越进步，人文条件却并不必然如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师的出现。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大师，一定是不同于一般的人才，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如某一学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某一社会领域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社会活动家、政界官员等。在复旦学院的这3700多名学生中也许真正具备成为大师潜质的只有少数，那么用培养大师的模式去教育所有的学生是否合适？

　　通识教育何以挣脱传统教育体制束缚？

　　凡是读过《别逗了，费曼先生》的人无不为费曼这位科学天才的另一面所折服。二战期间，年轻的他已参与研发原子弹的曼哈坦计划，后来以量子电动力学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不只是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还演过舞台剧、纪录片及电影，他的多才多艺、浪漫多情，也使他的一生丰富多彩，话题不断。

　　《别逗了，费曼先生》的中文版译者王祖哲在《译后记》中说，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最想知道的是这个人是如何努力工作才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可是等自己看完全书，才发现“他这个诺贝尔奖，是玩儿出来的。”许多人相信像费曼这样的大科学家都是一些非常古板的人，是最能够忍受命令和规矩的好孩子，对枯燥乏味有免疫力，费曼的故事证明这种看法刚好与事实相反。

　　王祖哲最后感慨地说，我们天生具有费曼的资质。可是，一旦我们进入学校，这种蔑视一切成见的好奇心，很快就消失殆尽。学校，本来应该是一个教人喜欢书本的地方，一个鼓励好奇心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学校把书本当作刑具，以羞辱和惩罚来“鞭策”学生，它要求我们像计算机那样记住东西，它以刁钻古怪的考题打击我们的自信，它敌视独立思考，结果它成为一个消灭好奇心的屠宰场。

　　诚哉斯言。对于立志于培养中国的世界级大师的复旦学院而言，有没有专业之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培养和保持学生对知识的兴趣，这也是复旦学院能否与传统教育弊端告别的关键。

　　但是新生的复旦学院必然受到传统体制的制肘。复旦学院的课程都是由原有院系老师所开，不可避免的仍然带有传统教育模式的印记。在复旦大学，已经有一些院系的教师对复旦学院的出现表示不满，认为它让本应打好基础的一年级学生荒废一年时间。

　　值得高兴的是，一些有意思的变化已经在刚刚创建的复旦学院中发生。熊思东院长告诉记者，过去让一些学院落实“教授给本科生授课”比较困难，但现在由于担心原本自己专业的学生在“通识教育”下选择其他专业，复旦大学的各个学院已经主动与复旦学院联系，要求将最优秀教授的课程放到复旦学院的课程表中。

　　熊思东院长介绍，让一年级学生进入复旦学院学习只是复旦大学改革的第一步。如果条件成熟，今后复旦大学在本科招生中可能不再细化到具体专业，而只按照人文、政法、自然科学、医学、经管、技术科学、数学等7大门类进行招生，最终的目标将发展到只按照文、理、医三大学院招生。

　　看看费曼的教育观或许对中国的教育体制都有借鉴作用。这位美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科学英雄”说：“科学并不比别的学科重要，不应凌驾一切。好东西太多，也会让人消化不良而倒胃口。”“书本只是协助老师教学的工具，不是发号施令的独裁者。”科学家其实早已点出今日教育问题的关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