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9年9月13日赶到计经委报到的。

　　缘何不迟不早，选择了这个时间上班，这其中另有隐情，如今，事过境迁，说出来也不怕贻笑大方。按规定，15日之前报到，可领全月工资；15日之后则只能领半个月薪金。我家穷，确实在乎这半个月的工资，虽然只有区区三四十元，也就是官们、款爷的一两包烟钱，但却能够我家一个月的日常开销。倘14日去，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拖到15日，岂不有冒领半

　　个月工资之嫌？“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背后遭人指指点点，非谦谦君子所为。

　　我人被留在计经委机关，关系却下放到其下属企业——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当时有个专用词汇称作“借调”，顾名思义,先“借”后“调”,事实上则是只“借”不“调”。领导许诺,关系下放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有指标,马上调入机关,并且给财务科写有手令：享受机关干部的全部待遇。事后看来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领导的官不大,仅是个乡科级,可事稠、健忘，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说过的话,承诺的事顷刻就不记得了。如果追着领导的屁股,反复提醒,万一将领导惹恼了,一句“我说过吗?”当时落个大红脸。况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几年之后,领导另谋高就,新官上任,来个新人不理陈事,你一个破借调人员如何硬气得了！

　　这是命，冥冥之中由上苍主宰。可能是屠夫转世，杀孽太重，也可能是祖上风水欠佳，冲撞了哪位神灵，降下这等罪责。

　　我报到的当天，就被安排到“党员评议试点工作组”,到距离县城十里之遥的杜曲镇长安造纸厂参加党员评议工作。

　　记得读过一则幽默，喜剧大师卓别林老前辈，惊闻法国举办“看谁更像卓别林”大赛,急赶去报名参加,结果荣获第二名,就是说有人比卓别林还卓别林。

　　我的故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并非党员，至今也不是。让一个民主人士去参加党内的活动，并对先锋队员们品头论足岂不成了笑话。但小地方的人们行事就是如此怪异，即使现在，党员学习开会也非把我拉着不可，不去不行，还要签到。用领导们的话说:

　　“难道你不想向组织靠拢。”

　　也有这种可能，我到单位报到后，虽然单身，容易凑合，但总不能睡在撂天地里，解决住宿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计经委没有条件。把矛盾先转移给企业，给单位一个缓冲的余地，免得措手不及，使领导颜面无光。果然，五十多天后，“民主评议”结束,我回到了单位,被安排到了老家属院的门房,做起了兼职门卫。

　　长安造纸厂是计经委的龙头企业，有职工五百余名，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安装上马了长网纸机，主要生产70克、90克凸版纸、课本纸和胶版纸，产销两旺。其时，某县长从外地带来了一位厂长，听说是造纸方面的行家里手，想安排到该厂。当时造纸厂的王厂长虽然是供销人员出身，可在造纸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职工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一时难以更换。当然，如何过渡，这是领导们考虑的事，咱们为百姓的只能或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地摇旗呐喊。在机关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点，要口紧，该知道的，迟早都会知道，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打听，不能克格勃似的，四处活动，传递小道消息，惹人烦。反正“民主评议党员”结束不久,王厂长就被免职了,至于与“评议”有无关系,我不得而知,也不敢妄下结论。总之,造纸厂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伍了,后来又改制、承包给个体经营户经营,再后来就彻底关门停产了。

　　当时，计经委主任是部队上的一名转业干部，对开会情有独钟。所以，计经委会多，不断地掀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张思德，学赖宁……的高潮。大家的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他依然在那儿慷慨陈词，喋喋不休。工作热情有余，章法不足，兴之所至，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同志们背后称之为“二杆子”。我作为一名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想见工作如何忙乱。

　　这位领导最后的结局非常悲惨。在此之前，计经委作为县上国民经济最主要的管理部门，其主任理所当然地升任为常务副县长，而他却例外，先被调到县政法委任书记，年龄大了，退到了人大当副主任，又与主要领导意见不和，提了不少意见，涉及部门、人员众多，打击面过大，有的意见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状子递到北京，在县委门前张贴小字报，破坏安定团结，被揪住把柄，告以“诽谤罪”“文革作风”，关进了班房。临近退休,丢掉了公职,后半生没了着落。前段时间,我在街上碰见他,已憔悴得不敢相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