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的隔阂依然很大”

　　在论及中日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时，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词恐怕是“一衣带水”。但是地理、年龄的亲近并不等于思想、观念上的亲近，中日学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隔阂”。

　　在中日友好小组讨论会上，中方学生代表先阐述立场，其中就提到日本政府对于自己的侵略行为缺乏真诚的道歉。这个时候，日方学生立即搬出资料，给予反驳，理由是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已经在1995年发表了讲话，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向中国表示了道歉，至今日本政府也坚持这一基本立场。而中方学生认为日本政府的道歉缺乏足够的诚意，并且言行不一，“继续做了很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

　　8月19日，中日学生一道奔赴卢沟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事后，大竹惠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写道：“我得到了很好的学习，虽然在日本也学过这些内容，但这是第一次进行了这么全面的了解。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这段历史，为今后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关系而努力！谢谢！”不过同时她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二战时期日本也是受害国。”

　　在讨论会上，日方学生代表对于这一次的参观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向中方学生频频发问：

　　这个纪念馆为什么只反映过去的战争，而对今天的日本和日本的正面形象没有涉及？

　　纪念馆有很多的中国小孩子在参观，这些小朋友在没有基本判断力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教育会不会对日本产生不良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的抗战教育是不是有些过度？

　　纪念馆的标识内容大多是中文，而没有外文，是不是说这个纪念馆就只给中国人参观？

　　另外，为什么要叫“抗日战争纪念馆”，而不是别的？

　　中方学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逐一的解释。他们表示，这座纪念馆就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而建立的，所以就理所当然叫“抗日战争纪念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纪念馆比较集中反映了这一场战争的过程，日本正面形象的宣传不是这座纪念馆应该承担的功能，而在中国的其他博物馆，有很多的内容就与今天的日本有关。

　　对于历史教育问题，中方学生认为历史不能忘记，而且中国的历史教育根本不是反日教育，也并没有过度。

　　至于标识上只有中文没有外文的现象，中方学生坦言这是中国市政建设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在某些公共场所缺乏对这些细节的考虑，并不是仅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过，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学生的态度趋于一致，就是反对小泉首相参拜。有的学生进一步表示事实应该得到承认，日本政府需要真诚地谢罪，在战争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毒气问题上拿出足够的诚意，加以彻底解决。

　　大竹惠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要实现这些，日本人必须改变对历史意识淡薄的传统，而要更加重视历史。接受问卷调查的日本学生则希望中方也能作出一些让步，“历史事实不应该忘记，应该牢记。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方面的问题，如果不去认识一些好的方面的事情，那么就会变得是一种极端行为。因此，有必要从多角度的视点去看待问题”。

　　“交流真好”

　　在8月22日举行的报告会上，中日学生用汉语、日语一同演唱了刘若英的《后来》。稻田怜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后来》在日本很受欢迎，并且“后来”翻译成日文就是“未来”。

　　演唱的时候，大竹惠担纲了部分独唱，好好地“秀”了一把自己的中文，赢得满堂喝彩。不过动身来中国之前，20岁的她有些犹豫，担心在中日关系的敏感时刻，到中国会不会遭到“群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张瑜也曾经有过同样的忧虑。2005年2月，14名中国学生远赴日本参加了第23届中日学生会议，张瑜就在其中，在后来的一篇文字中，她写道：“去日本之前，不免对这次东京之行有些担心，担心日本人是否欢迎我们中国人呢，要如何同他们相处呢等等。”

　　但是事实告诉她们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彼此来往的目的是交流，是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所以“一下飞机就感到非常的亲切”。

　　与张瑜一同前往的南开大学留学生东美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她感觉自己的回国之行“既可以说成‘既在日本也在中国’，也可以说成‘既不在日本也不在中国’，总之是‘两国交汇的地方’”。

　　面对面的交流很显著地消除了一些误解。大洋平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以前在他的印象中，中国人有些感情用事，容易生气暴怒，现在他不这样认为了。

　　“小中国通” 阿久津俊介对中国人的良好印象又提升了一步：“我尊敬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能够很好地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日本人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总是担心说错什么，所以就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隐藏起来。中国学生亲切、热情、温柔，可以进行朋友式的对话和交流。”

　　双方学生一致认为，正是由于中日之间存在很多的摩擦，相互之间的交流才显得更加的重要。存在问题，而不去交流，就永远是问题。本次会议中方组委会委员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3年级学生杨洁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即使是两个中国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都可能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所以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日两国学生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可以理解，关键是要有机会让双方了解这些分歧，并且在尊重分歧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不过，这样的交流一直处于“不对等”的状态。在日中文化交流财团的支持下，中日学生会议实行委员会成为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交流活动的进行，但是中方一直没有这样的组织，基本上是在“打游击战”。

　　有固定的组织，也就意味着资金运作的困难。杨洁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这次会议举办之前，她和其他志愿者与一些企业进行了接触，有赞助意向的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冠名“××杯”，这让杨洁感到很为难，“因为这是一个很纯粹的交流活动，商业味太浓了不好”。

　　参加这次活动的日本学生的大部分费用由日中文化交流财团提供，而中方学生需要交纳300元的会务费，并且不提供住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党支部书记刘金兰向《环球》杂志记者表示，学校已经基本决定成立一个与中日关系有关的社团组织，具体负责双方会议的正常运作。(感谢杨洁、尹延庆、成实提供翻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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