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什么罪行？

　　在国联的决议支持下，日本有恃无恐，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2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攫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1932年1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2月5日将哈尔滨攻占。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仅4个月零18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军占领沈阳后，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同时，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又在距东北数千里之遥的上海突然挑起事端，向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所部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打破了其侵略华中的计划。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中建立了桥头堡。同时，它们用停战协定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得以抽调兵力投向中国东北三省，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讨伐”。

　　1933年1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2月23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10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10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3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5月24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22县，直接威逼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5月31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1933年10至11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

　　1935年1月18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6月5日，日本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4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27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5月间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为引子，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5月29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6月9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

　　1935年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11月25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18日，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取了与平津等地相类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组建了李守信伪蒙军。1936年4月，又扶植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古军政府”。

　　1936年6月，广田内阁决定扩大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由原来的1771人猛增至5774人，兵力增加近3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6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要点，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6月26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9月18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5000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抗击日本侵略者。

　　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1937年3月至6月短短3个月间，就连续派出6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1936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3-5日一次。自进入1937年5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此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