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坐过两次牢，禁过96本书；休过两次学，著作千万余字；大学时身着长袍，考研究所时主考官不敢出题；年老了穿着红夹克，骄傲地告诉每一个人：‘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第一名是李敖、第二、第三名还是李敖。’……”

　　这就是李敖--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一直如雾里看花般的台湾文坛巨匠。近日，新华网驻台记者孙承斌在台湾完成了对这位传奇人物的独家专访。

　　问：很多人会把您和鲁迅联系起来。可是您好象对鲁迅的评价并不太高？

　　答：我觉得鲁迅在大陆过份被政治化了，高估了。鲁迅象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是证据。好比说，我证明(他是)王八蛋的时候，那就证据。我可能会夹杂一些称呼骂，可恶的王八蛋，混蛋的王八蛋，可是骨子里面还是证据。鲁迅缺乏这方面的东西。

　　问：他情绪化的东西比较多。

　　答：我觉得鲁迅被过分高估了。连他弟弟周作人也这样讲，他说鲁迅可能本人不愿意这样被高估。高估不在鲁迅，而是证明你高估他的人，你的水平出了问题。

　　问：您的作品中充满了大量思考性的东西。现在文学流派很多，您觉得文学本质上应该是什么？

　　答：有一个英国文学的流派，尤其20世纪后半叶这种流派，觉得文学不是一些故事，不只是情节，也不是长篇大论，文学是要表达美，为文学而文学，(表达)心境的，甚至意识流，内心的状态。这种说法变成文学的主流，我不以为然。你看HENRYJAMES写的那个《奉使记》，我觉得好无趣，它只是内心的那些东西，翻来覆去，我们北方讲叫“倒磨”一样，驴拉磨一样，转来转去，我觉得很无趣。

　　当然，那是一种(流派)，根本就没有情节，老围着一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一种表现方法，可是我觉得那种小说很无趣，并且他太狭窄了。象美国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人家问他说你的书读不懂，读了三遍还看不懂，他说那你读第四遍。象高行健他们说，我们没有主义。可是他们有主义的，他们的主义就是我的小世界，请你不要侵犯我的小世界，LETMEALONE，就这个小世界。所以我骂那个川端康成，日本当时他同一代的文学家都开始出来关心普罗大众了，关心军阀的霸道了，结果别人被牺牲掉了，他孬种，他就关心女人大腿，很细腻地描写女人大腿，结果他存活下来了，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高行健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当然，我承认，人有他的小世界。这也是文学的一支。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高级的文学家，他应该关心到这个……

　　问：应该关注整个人类。

　　答：对，不能够完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过分狭窄。可是那种关怀不当也会变成教条，变成教条文学，也是不好的。

　　问：不能沦为为政治服务。

　　答：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认为有一个空间去发展这种类似19世纪小说的这种结构。你看我的小说就这样子。人家说，你的小说里面怎么有一两页的讲话？我说你去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连讲了8页，一共，我给数了，7900个字。那你说，你李敖的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人在讲话，一个人在演说似的。我说，你看萧伯纳剧本，就一个人演说。又有人问，你李敖小说里面很多对话没有情节。你看一下海明威写的那个《KILLER》，《杀人者》，全是对话，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客观的描写，全都靠对话组成。所以对我如果有所批评的人，我必须说，他对文学史不了解。他不熟悉，所以才会少见多怪。

　　问：您怎么看目前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状况？答：我觉得台湾不要谈了，台湾不足看。我一再讲过，这个文学、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跟你人一致。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讲中国画画也这样子，你画家的画，如果你没有那种人文的训练，你画不好的，你是一个画匠，你不是一个画家。台湾的这些文学，我跟你讲，过去一直被国民党控制，“中国文艺协会”，然后军方的，军中的文艺，军中的写作团体，政府的控制团体，报纸，《中央日报》，《联合文学》，都是这团体。所以你一个人必须加入一个帮口。你要写诗，你要投奔什么台湾余光中的门下，否则你就没什么希望。

　　问：永远不得其道。

　　答：不得其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做人成功，做文失败。文章写得很烂，可是人很好，我给你写书评捧你，你过来捧我。这怎么会有好的文学出来呢？余光中一天一首诗，“天安门，我们来了”。哪里天安门(笑)？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你变成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了。台湾(文学)不足看，不够看。

　　问：那大陆……

　　答：大陆的部分，我觉得除了考古、历史，好比标点《二十四史》这一类，嗯，还好；社会科学呢，就不敢讲了。小说部分呢，过去国民党时代留下一批小说，象茅盾这批人，这批人其实很烂的一批小说。那里面比较好的只有老舍，比较好一点。(其他)其实很烂的一批人，文字都很糟的。你看茅盾的文字跟琼瑶文字差不多的，那种很烂的文字。然后又出来一批“大阳红”这种文字，后期歌颂的这一批东西。然后就是“伤痕”文学，“文革”以后这批东西。我承认不好，我认为不好。

　　问：现在有一批青年作家好象还是不错的……

　　答：你讲上海的这一批？

　　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看。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深看。我老是犯那个毛病，就是我觉得闻这个蛋臭的时候，不需要吃它(笑)。

　　问：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个人的思考或经验。

　　答：在社会演变到某种稳定的时候，或者文化水平或者经济上的水平起来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文学出现，就是我讲的伪饰的文学就会出现。它也关心内心的细腻，也关心感情的生活，希望革命之声绝耳，不要再革命了，什么救国救民，狗屁了，他们不要谈这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躲开的话呢，这个文学就是高行健的文学(笑)。

　　问：就没有力量了。

　　答：这就是萨波夫说的，小孩子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们这样最注意人类精神层面的这批人，工作者，你们都逃避了，这还得了吗？你们就代表人类的良知的一部分，如果你们都逃避了，那还得了吗？

　　问：您的新作《上山·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是，完全不同。《北京法源寺》是写历史背景，那里面都写英雄人物，只有一个女人，还是坏女人，就是西太后。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为背景，女孩子是可爱的，虽然它是以台湾为背景，我认为它的面很宽，因为它涉及很多哲学层面。好比说，这个女孩大腿给你看到，它给你看到的，还是你看到了它？这在哲学里面是重要的唯心论的题目。象王阳明说，一朵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花，花就不存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说。它的优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好显出我自己的写作幅度多么宽。我可以写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台湾的，去大陆了，叫做於梨华，她小说里只有一个主题，翻来覆去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8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20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待续)(孙承斌)

　　来源于2001年6月8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