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特约记者/王晋燕

　　《环球》杂志：我们注意到，您在一些文章中曾提到过美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你怎么看它对目前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

　　王小东：美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是美国一般民众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反应。它有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特别关注的特点，那就是总是要为自己寻找一个主要敌人，而今天它找到的所谓主要敌人就是中国——这一点毋庸置疑。

　　美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或许有别于更加利润导向的美国商业精英的总体取向，但它和当今执政的美国共和党的观念、战略与哲学是相当一致的。

　　即使没有网络，这种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在美国民众和政治精英之中赫然存在的，网络只是它用来表现自己的手段。但由于有了这个手段，它显然就能够就某个具体问题迅速地组织起舆论压力，或与美国的一部分精英形成相互呼应之势，或形成对于另一部分美国精英的压力。

　　美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有着非常偏执的道德优越感，并以美国的强大力量为后盾，有本钱作损人不利己的情绪发泄。这当然会阻碍中美两国关系理性、互利发展。

　　我们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应该大大加强对于美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关注和研究，从中认识到所谓理性、互利也是有其政治限制的：你不能假设你所面对的美国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存在，你必须防范一个损人不利己，却又有本钱浪费在非理性发泄上面的美国。

　　《环球》杂志：为什么中国专家学者中很少关注具有统计意义、同时对美国对华政策有影响的美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呢？

　　王小东：记得1993年参加一个讨论会，会上有些人发表了一些似乎带有民族主义味道的观点。

　　一位刚刚游历日本回来的北京大学的著名国学教授立即跳了起来，他说：“不要再说这些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话了，日本的知识分子们非常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

　　我当即回答：“教授先生，你难道没有从这里看出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的差距？”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日本的知识分子担心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担心的还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差距？”

　　是的，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非常关心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刚刚露头，还非常弱小的时候，他们就关注到了非常夸张的程度。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防范和谴责紧紧跟随美国人，有时甚至冲在美国人前面。

　　然而，对于如此明显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呢？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是坚决不认账。即使是那些本身不见得同意美国的网上民族主义的精英人士，只要你与他谈这些问题，他要么护短，要么回避。

　　而中国的某些专家、学者们呢，对于美国的民族主义基本上也是不闻不问——如果他们能够拿出他们围剿中国民族主义的1%的功夫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民族主义，那我们也就很欣慰了。

　　这是为什么呢？一部分人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现状有诸多不满，故此他们宁愿站在美国一边针对自己的祖国，这部分人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对此我认为，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站在外国人一边针对自己的国家，因为这样做对每一个具有中国国籍乃至仅有中国血统的人，包括你我自己，非常不利。我们要批评自己的国家的不足之处，并努力设法改善之，但在对外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站在自己的国家一边。

　　另一部分人则是害怕得罪美国，得罪了美国对中国不利，对自己不利，这部分人包括外交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他们对美国的民族主义连提都不敢提，更不要说统计、分析了，而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则要大张旗鼓地讨伐。然而，他们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做法恰恰让美国人找到了口实：“你看，连他们自己都承认！”——其实，这里的“自己”到底还是不是真的“自己”，是要打个问号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有必要接一下轨，学习一下美国的知识分子，缩小一点和美国知识分子的差距。

　　《环球》杂志：刚刚得到的消息，中美贸易谈判又很不顺利，美国仍然坚持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您认为这背后有美国民众情绪的影响吗？

　　王小东：当然有。其实，更为自由的中美贸易至少在经济上确实有利于中美双方，而如果我们假设中美并不相互为敌，则纺织品贸易并不涉及太多的经济之外的战略利害，这一点美国的精英层应该是清楚的。

　　但美国的民众并没有这么理性，而互联网则恰恰提供了他们迅速凝聚起来施加压力的渠道。在这个情况下，美国的政治精英当然要利用这一点为自己拉选票——当然不能排除另一个可能性，即他们认为中美并不相互为敌这个假设前提是不成立的。于是，纺织品贸易的谈判就难了。

　　《环球》杂志：为什么一些美国人不愿意听别国说他们有民族主义？

　　王小东：这当然是伪善——一个他们有可能也不喜欢听，却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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