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十余年“背包党”为何难除

　　暴利让“背包党”前赴后继，也成为他们“打通关节”的有利因素

　　广州背包党调查

　　多年来，广州火车站留给人们的印象怎一个乱字了得。人们总是在追问：一个严重影响城市形象的地方，就没有人管得了吗？

　　不能说领导不重视，对于广州火车站乃至流花地区的治理问题，李长春、黄华华都曾直接过问；不能说警方动作不大，翻开历年的报纸，关于流花地区整治的报道连篇累牍。

　　而流花地区就如身染沉疴的病人，其根治非一日、一时之功。22年的整治经验一再表明，短期的治安效果难以持久，整顿过后每每死灰复燃。

　　原因何在？记者调查发现，在处于三区交界地带归属复杂的流花地区，“背包党”的活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为巨额利益的驱动，他们又“前赴后继”。与此同时，运动式的管理模式和法制的缺失，导致了整治上的被动和无力。而其背后是否存在保护伞，也再度被打上了沉重的问号……

　　“火车站地区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是管理混乱。”

　　“每次整治都阻力重重，地方政府与铁路部门难有共识，整治大多敷衍了事，过后故态复萌，这是因为有黑恶势力在背后操纵。”

　　“这些黑恶势力已渗透到很多部门……利益的驱动使某些部门的领导丧失原则，最终导致各自为政。火车站地区已成为某些部门利益相争之地，不仅养活了一批人，养肥了一批人，也养坏了一批人，养坏的这批人把这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

　　——2000年5月28日，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就流花地区整治问题接受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

　　1　打击十余年，什么最棘手？

　　“背包党”的分摊学让警方有些无可奈何，面对人均诈骗金额只有几百元的“背包党”，警方似乎除了“传唤”就别无他法。

　　“背包党”何以如此有恃无恐地在广州火车站大规模拉客行骗呢？一名野鸡车司机给记者上了一堂分摊理论课。

　　野鸡车司机阿文(化名)说，这个骗局做得太好了，让法律根本追究不到什么：上面的头头可能都有上千万元资产，每天都能挣到两三万元。如果是由一个人从一个单位诈骗到这么多钱，可能要掉脑袋，但如果分配到很多人头上，一人骗300元，另一人骗500元，人多了嘛，分下去就已经没什么了。警察抓到一个人，骗了别人500元，能判什么刑？即使追究到头头那里，也就一两个人，最多一两千元就了不起了。“公安其实抓过很多次了，抓不到什么证据，抓了不多久也得放掉。”

　　对于“背包党”，群众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不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呢？”警方则认为，由于受骗者大多是外地人，他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肯指认，民警依法办事，却出现取证难的问题，受害人不肯出来指认，只凭单方面的证据很难查处。揭黑者陈涛(化名)也表示，“以前也被警察抓过，次数还不算少，不过干这行其实危险性不大，就算拉客时给抓了，最多也是关12小时就放出来了。”

　　对此，民警也多少有些无奈，“因为怕自己本事不够，我们就去找市公安局法制办。结果他们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法条，最后发现对付‘背包党’只有用‘传唤’办法。”

　　然而，“传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传唤其实只是以时间换空间”，火车站广场一位黄姓便衣警察告诉记者，十几年来，警方一般都在列车进站高峰期前便开始对“背包党”、出售假币等相关嫌疑人进行传唤，从而使其错过骗人高峰期。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传唤时间一般不得超过24小时。况且，就人数比例来看，火车站的民警远远不如“背包党”多，因此，传唤中间常有人漏网。

　　一名警察无奈地说，“其实，我们更愿意看到他(‘背包党’)骗了人，又抢别人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拘留他。治安拘留两次，就能送劳教，关上3年。可是送劳教，我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毕竟现在劳教争议很大。”该名警察还表示，明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背包党”等问题的规定也很少。

　　由于无法可依，警方单靠“传唤”这把斧子很难对付得了“背包党”。一线民警担心，广州火车站的“背包党”有一天也可能出现在其他地方，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希望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公安部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合法对策。

　　2　火车站帮派，有无保护伞？

　　多方面的迹象表明：流花地区存在黑恶势力操纵下的利益博弈。“利益的驱动使某些部门的领导丧失原则，最终导致各自为政。”

　　盘踞十余年，尽管清查行动如浪潮一般接踵而至，“背包党”却如浪涛中的一叶扁舟，始终未被彻底打沉。他们没有放弃流花地区这块主要阵地，在大多数的日子里，他们依旧“前赴后继”地拉客行骗，甚至“顶风作案”。他们为什么不惧清查？

　　从目前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的存在首先与“背包党”受到的巨大经济利益诱惑不可分割。“背包党”成员陈涛曾说，野鸡车站点的车费比正规车站贵上好几倍，像东莞深圳珠海这些地方都是近百元，远一点的还要多。平均下来，普通成员一天都能赚上二三百元，月收入高的甚至可以赚上万元，“我认识干这行最长的一个是15年，现在已经有100多万元的身家”。

　　一名拉客仔的收入已经令人咋舌，坐享巨利的黑老大又有多少进账呢？记者初略算了一笔账：按广铁警方和越秀区公安分局估计，在火车站周边坑蒙拐骗的3000多人中，大约有800人是“背包党”，若每天骗2人，以一名乘客被骗100元为基数估算，年骗总金额就已超过1亿元。而以陈涛所揭露的“背包党”人数为2000人计算，“背包党”的年骗总金额就可达近3亿元。黑老大至少获利数千万元。

　　滚滚而来的黑钱，不仅让“背包党”们前赴后继，也成为他们打通关节的关键。长期在站西服装城做批发生意的阿明(化名)认为，“‘背包党’在这里生存了这么久，每天骗倒成千上百名旅客，钞票也大把大把落入口袋里。他们的行为警察肯定知道，其中有些警察收了黑钱，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作为局外人，阿明因工作地点的缘故，必须每天目睹无数双受骗流泪的眼睛，但“背包党”团伙人多势众，他害怕遭遇报复，不敢提醒旅客不要上当。

　　而在“背包党”成员陈涛眼中，黑老大的势力确实庞大，能耐也不小，“听说有个马仔被抓判了10年刑，老大用10万元就把他保出来了”，“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检查行动，老大会让人提前给我们打招呼，那几天就可以放假。”

　　针对这些流言，火车站执勤民警表示，不管是真是假，火车站附近几个派出所的领导、民警一定要常轮岗。因为附近除了有火车站之外，还有数个批发市场等大型经济场所，市公安局应尽快想办法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时，目前火车站民警缺乏，建议新民警或要提拔的领导多来火车站执勤，也可监督火车站民警。

　　种种迹象表明，“背包党”横行的流花地区存在黑恶势力操纵下的利益博弈。2000年5月28日，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曾就流花地区整治问题接受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他坦言，火车站地区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是管理混乱。

　　陈开枝直言：“(火车站)每次整治都阻力重重，地方政府与铁路部门难有共识，整治大多敷衍了事，过后故态复萌，这是因为有黑恶势力在背后操纵。”他说，在火车站地区存在极大的黑恶势力，这些黑恶势力已渗透到很多部门，他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致使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无法得到彻底根治。

　　陈开枝指出，利益的驱动使某些部门的领导丧失原则，最终导致各自为政。火车站地区已成为某些部门利益相争之地，不仅养活了一批人，养肥了一批人，也养坏了一批人，养坏的这批人把这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

　　陈开枝所言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从1983年至今，政府部门在火车站的清查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这里始终帮派林立，犯罪活动猖獗。有些帮派刚被摧毁，新帮派又出现了。这一现象，时不时在人们心中留下疑点。

　　3　多区交界地，合力成难题？

　　火车站除了地处越秀、荔湾、白云三区交界外，还属铁路部门管理，1993年该处曾实施过分四区管理制度，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一名知情者称，“背包党”聚集流花地区，因为这里是通往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中转站。在“背包党”的眼中，在滚滚而来的南下打工大潮中，有着大量可宰割的“羔羊”。而这是广州市内其他客运站点及外地的火车站都不具备的“优势”。

　　流花地区地处越秀、荔湾、白云三区交界，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归属也较为复杂。而广州火车站除了地处三区交界外，还由铁路部门掌控。

　　1993年8月16日，火车站广场开始实施分四区管理的制度。令人遗憾的是，实行分区管理的手段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举措。广州火车站前30米台阶地段一直以来类似于铁路部门与地方的“三八线”，这一块被铁栏杆围起的地区，却是火车站广场最混乱之地，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抢劫、抢包、打架、斗殴。

　　四区管理始终没能形成合力，有警务人员表示，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区域的所属单位或地区之间的管理工作并不协调。例如，当地方对火车站广场进行整治时，盲流就拥进30米台阶暂避；铁路严厉打击犯罪时，盲流又一窝蜂逃出30米台阶，市政府一位官员将其形容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不得已，有关方面于2000年5月将这些栏杆拆除。

　　管理上的混乱给“背包党”提供了便利因素，一名“背包党”成员说，管理的部门虽然多，但大多是“各扫门前雪”，不在管辖区内犯事一般都不会理，有时候还容易出现“踢皮球”的局面。

　　陈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背包党”们在越秀区广州火车站一带行骗，完成任务后又转移“战场”或回到白云区出租屋里，经常是跨区作案。由于各区职能部门分工不同，“背包党”除非是被抓现行，否则很难对他们进行查处。

　　对于这样的难题，政府部门也曾进行过协调。1986年，广州市成立了以越秀区为主的流花地区管委会，但当时是区级单位，所以协调作用不大。至1988年10月27日，市政府下文成立流花地区管委会，为市政府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实施管理职能，但其实它仍是一个协调部门。经过十多年的管理，流花地区的治安、交通、卫生环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反而呈现日趋恶化的趋势。到2000年，管委会被撤销。

　　有学者认为，火车站最终还是要由人来管理，只有从制度上断绝权力寻租的路径，打破把管理者和利益集团纠缠在一起的利益分配体系，管理上的失控才能避免，火车站才能长治久安。

　　4　运动式管理，为何不长久？

　　媒体曝光一次打击一次的运动式管理，丧失了常规检查出击的主动性，应急之策就只能是施以重典。解决内部管理弊病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广州火车站和广州东站(广州至深圳、香港等地的始发站)的秩序有天壤之别，除了管理上的差距，有关人士指出，两地乘客构成的不同也是重要原因。相比广州火车站，广州东站的乘客无论是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文化水平、自我保护能力都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可欺负性”就要低得多。正是这样，“背包党”才会群集于广州火车站，依靠低劣的行骗手法不断得手。用陈涛的话说，“我们找的大都是那些穿得不是太干净、气质差一点的人，他们刚从农村出来，没见过世面。”

　　由于缺乏城市现代化经验，政府部门在整治火车站时多少显出了被动、无力与无奈。历来多次的火车站清查，都是经媒体曝光后有关部门所作的回应，报道一次便打击一次。这种运动式的管理和模式，丧失了常规检查出击的主动性，在日趋前进的现代化进程中相对滞后，应急之策就只能是施以重典。

　　对于这样的整治工作，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忧心忡忡。他说，现在领导压下来了，大家都去整治，小小的火车站出动几千军警的力量，这种管理方式能维持多久？有多少纳税人的钱能够养那批人？那不是长久之计。只有各个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解决内部管理方面的弊病，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政府部门对于整治流花地区并非没有决心。早在1995年2月11日，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黎子流视察流花地区时就说：“市政府已经下了决心，全面整顿流花地区秩序，把这一地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窗口。”“对违反有关法规的人，不管后台是谁，都要依法处理。”

　　同年8月，在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市公安局、警备区、武警等有关单位联合执勤，重点整顿流花地区的交通工具。流花地区管委会特意组织由军区警备纠察、武警、公安交警组成的联合执勤队，整治该地区交通秩序。但是，对于广州火车站乃至流花地区，始终没有能从“整治一次，好转一时”的尴尬境地中解脱出来。

　　事实证明，一个城市，一个社会，运动式的管理只能维持一时，而且成本极高。要彻底打击“背包党”，实现长治久安，还必须依赖合理的功能规划和日常的制度建设。这也正是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围地区整治十多年来难断根源的原因所在。

　　无论如何，陈涛所揭的黑幕，还是如浪潮般一次次地猛烈冲击人们的视觉神经，外界反响的热度大大超过了记者的想象，达到了近年来的沸点。此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揭黑行为，将“背包党”长期存在的问题清清楚楚地暴露在阳光下，网上网下，打击根治的呐喊像潮水般不断涌来。

　　随着“揪出黑老大”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部门的打击行动目前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媒体报道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固然令人大感欣慰，然而，要彻底铲除长期盘踞在广州火车站乃至流花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黑势力渗透疑点

　　●1979年至1991年曾在火车站工作的一名警察称，在他任职期间，有警察因收好处费帮野鸡车开脱，受到过纪律处分。

　　●1999年2月8日14时许，广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唐某某会同治安联防队保安员抓获票贩后敲诈勒索，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1999年10月中旬，广州市流花公安分局一名民警给本报写了一封举报信，信中举报黑公话背后幕后老板冯小明跟流花地区各部门都很熟络，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2000年，一个自称“在火车站混了10年的票贩子”给本报来信举报：票贩子每个月6日到10日是主动上“税”期，炒票的每人每月向公安交200元。便衣民警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钱8万至10万元，在票厅上班的民警每月可收到炒票人的钱5万元至6万元。

　　●2000年，一名曾在流花公安分局任职的警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巡逻时即使是一个水果摊也不能随便动，因为说不定这个水果摊的主人就能很容易地找到他的领导。

　　●2001年11月14日，周广龙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在审理过程中，第三被告人吴伟东在回答公诉人提问时称，火车站派出所一个姓李的民警每个月都收取6000元保护费。如果火车站派出所有什么清查活动，警察都会事先通知。对此，法院没有最终认定。

　　●2005年3月，本报记者深夜发现北站“野鸡车”站点正在运营，当即拨打110。不到20分钟，现场停放的四辆大型客车、十余辆中巴车和面包车突然发动起来，拉上数十名受骗乘客和“野鸡车”“工作人员”全部逃离现场。21分钟后，当有运政执法人员与记者联系核实现场情况时，“野鸡车”黑站早已“人去站空”。

　　■　律师说法

　　“背包党”属典型集团作案

　　按照陈涛的说法，“背包党”其实是一个组织严密、势力庞大的团伙，老大手下有4名带头大哥，分别有打手保护；下面是马仔，十几名马仔控制百多名“背包党”，而光是“背包党”就有近2000人。这个团伙的成员分工明确，“背包党”负责拉客行骗，打手除了保护大哥外，还不失时机地使用暴力手段，对不就范的旅客进行胁迫。

　　9月6日凌晨，记者乔装成外地来穗群众进行暗访时，发现“背包党”以各种理由将旅客骗到一小胡同里的黑售票点，而胡同口有十余名打手聚在一齐负责“看场”。一名电视台记者买了高价票后试图离开，竟遭拳打脚踢。

　　记者多次暗访调查发现，盘踞火车站的“背包党”进行违法活动时通常都不会单打独斗，而是两三个人一起七嘴八舌说得旅客头昏脑胀最终信以为真。

　　广东华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钟琦认为，“背包党”行骗时间非常长，长期欺霸一方，是典型的集团作案，警方应积极采取行动，一举将这个集团端掉。钟律师同时表示，他个人倾向于一种观点：在这个集团犯罪中，黑老大是主犯，要承担主要法律责任，而其余拉客仔，或是被控制，或是出于金钱因素行骗，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