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李敖的骂人，有些我并不喜欢，以为狂放过度，有失平和之气。但后来读过几本他的书，觉得他也并非痞子之状，其实是很有几分学理在的。他对考据、推理，很有些修养，学问并不比同代的一些教授差；但又是个不喜欢被匠气包围的人，常常走出书斋，滚在平民世界里，那，就很有不凡之气了。

　　前几年因写《鲁迅与胡适》一书，偶尔看到李敖的几篇谈论胡适的文章，颇为惊讶，觉得是个很解人意的人，观点集中，较有力度。后来又读到他的这本《胡适评传》，对其述学的功力颇为赞佩，我甚至感到了李敖古朴的一面。《胡适评传》中就有乾嘉学满腔热情的余影和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风。这一本书，让我看到了李敖的另一面。

　　《胡适评传》并非诗化的、颇为好读的书，与大众的趣味也有一定的距离，它的意义恐怕更在方法论上。作者在《关于胡适评传》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我由此也想起大陆50年来的文坛上，文人亦常犯上述的毛病，近来李氏的书风靡大陆，写传记的人，倘若看李敖的书，说不定会有所启示的。

　　于史料的求真里见精神，并非一件易事，笨功夫、匠气固然不可缺少，灵魂的自审也是重要的吧。李敖搜集史料之多，让人感叹，其梳理历史的方法，也多有奇处。他的行文，处处有史料的支撑，几乎看不到随意点染的地方，但又无拘谨、枯瘦之感，常有灵气飞动，不为史料所累。这种史家的气魄，是让人佩服的。不知怎么，我感到了李敖是个深解胡适学术真髓的人。我们看一看胡适的《楞伽宗考》、《说儒》一类的文字，当可感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李敖曾把胡适看成台湾民主的播种者。他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在我看来实在是篇名作。但胡适与李敖性格迥异：前者沉静、斯文，后者狂傲，激烈，色泽相差很大；但他们在几个方面却走到了一起：一、民主概念的相同；二、历史观的相近；三、治学方法的交叉。我读《胡适评传》深感作者与传主间的某种默契，但李敖又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文中常有奇崛之气，反观胡适的生活也并不温吞。如《竞业旬报》那一章，写胡适的“大团圆病”和“浅显的爱国论”，微辞里颇见风骨，读了让人深以为然。旧语云，治史者应注重“史德”，李敖可说是个很有“史德”的人。在历史的时空穿行，既有规而循又天马行空，我以为该书的分量，就在此处。

　　我在研究胡适时，深觉旧学知识的欠缺，行文时捉襟见肘。胡适曾认为校勘、考订之功为朴学要义之一，这些他本人继承得很好，李敖也继承得很好。看了《胡适评传》，我觉得作者确是个有资格为胡适画像的人。李敖谈及此点，也并不谦虚，甚至有几分高傲，他说：

　　“作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作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作者在此说了大话，但却是心里的话。传记写作最不易把握的，是“史”与“诗”的关系：拘于前者，会流于枯涩；偏于后者，则易滥情。李敖自称是把“史”与“诗”结合起来的，本书对此也做到了一些，只是文字不太精到，似乎也被胡适的文体所传染，缺乏韵味。李敖与胡适，在文体上对白话文的贡献不可夸大，他们均难见周氏兄弟那样的气象。我读李敖的书，唯一感到不足的，说起来，也就在这个地方。

　　龙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