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论坛发言

台湾水果登陆之后，继续进行后续的合作也是本次论坛热络的经贸问题

　　为两岸经贸激荡脑力

　　经贸是两岸关系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最有代表性、最符合两岸人民利益的话题。

　　撰稿／严安林 杨晔琦

　　9月15－16日，150多位两岸民间人士汇聚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出席第一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台湾方面请来了亲民党智库、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各大企业负责人和各高校校长，大陆方面则有知名经济界学者、两岸关系专家参加论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

　　这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的举行，表明今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与宋楚瑜主席会谈后达成的《会谈公报》得到落实，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亲民党之间的两党交流对话渠道得到切实有效的延续。这届论坛不仅为两岸论坛性质的交流互动提供了范例，也表达了两岸经贸界人士在经贸问题方面愿意共同推进两岸国际竞争力、增进人民福祉的美好愿望。

　　热络的经贸问题

　　第一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的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大陆经济战略发展对台商投资的影响；其二，两岸农业交流合作问题，希望在水果登陆之后，继续进行后续的交流和合作；其三，两岸直航相关问题，包括如何谈判，如何促进早日直航；其四，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相关议题。

　　由于时间有限，两岸的发言人几乎都是一溜小跑上演讲台，语速也尽量加快，希望能有多一些时间交流看法。而占了“人和”之便的主持人，更是“徇私”争取时间发表自己见解。专家学者和企业精英的踊跃发言和讨论，让超时、占时等现象成为论坛中有趣的一幕，不少代表都是在主持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中“不情愿”地结束发言。

　　两岸民间菁英论坛以经贸为主题，以便建立两岸有识之士间的互信，以成熟稳定的经贸关系来拉动政治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从而确立与经贸关系相适应的政治基础。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两岸经贸合作从单纯的台资设立基础制造业加工厂向高科技、高投入发展，不仅投资金额及投资领域向深层次发展，投资形态也逐步从资金流、技术流向信息流、人才流方向转化。两岸经贸交往的层次已到达新的高度。

　　根据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台湾经济部门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2005年5月底，两岸贸易总额达4381．85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湾输出715．08亿美元，自台湾输入3666．77亿美元），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项目已达65568个，合同投资总金额为827．65亿美元。

　　大陆目前已批准设立2家台资银行、1家合资台资保险公司、7家银行代表处、12家台资证券公司和9家保险公司的近30个代表处。台资企业也开始在大陆上市筹集资金，目前浙江国祥制冷、深圳成霖洁具已挂牌上市，还有多家企业正在审批过程中。台湾海运和航空公司在大陆布局逐步增加。目前，台湾海运公司在大陆设立了38家代表处、2家独资海运公司和5家合资公司，台湾4家航空公司也在大陆设立了代表处。

　　正是由于两岸经贸在两岸关系中最活跃、最具生命力、最有代表性、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因此第一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选择以经贸为主题。

　　大陆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优良环境，台湾则具备长期从事国际竞争的经验和高附加值生产能力，这是两岸在经济发展方面强烈的互补性，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同时，两岸人民在人文氛围、语言习惯等方面基本相同，拥有广泛、深远的血缘、人缘、地缘关系，具备开展经贸交流的优越条件。

　　两岸之间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市场空间、技术水平、人文环境和行销经验等如果能得以有效配置，必将产生乘数效应，有助于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这种以互补性为基础的经贸融合势不可挡。

　　遗憾的是，人为的阻挠因素仍然存在，使得原本应该“双向、直接、全面”的经贸交流交往局限于“单向、间接、民间”的范围之内。这严重阻碍了两岸经贸交往向更深层次发展，使两岸难以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形成更有力的合作，共同开拓世界市场。

　　因此，以论坛方式确立两岸沟通协商机制，也是为了更好地协商解决两岸相继加入ＷＴＯ后，在经贸方面已产生和即将面临的新问题。更重要的是，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沟通协商机制将为未来两岸解决政治分歧、共议统一奠定基础，而目前，热络的经贸主题是最适合的。

　　期盼“三通”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为论坛的闭幕带来一股依依惜别的气氛。台湾的各界人士都心有所感地表示，如果能“三通”，那就不用花一整天的时间赶回家过节了。因此，论坛上对两岸直接通航的讨论非常激烈。

　　9月16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郑立中在闭幕式上宣读《第一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共同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内容包括：鼓励台商在大陆投资及保障其正当权益、积极推动两岸直接通航、促进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等。其中，对于“三通”内容进行重点表述：

　　——尽快实现两岸客运和货运包机直航。促进以2005年春节包机澳门协商的方式，就客运包机节日化、周末化、常态化及货运包机便捷化的技术性、业务性问题进行协商，做出安排，同步实施。两岸客运包机增加航点，扩大搭载对象，凡持合法、有效证件的两岸同胞均可搭乘客运包机。两岸货运包机采取多种合作方式，共创互利双赢。

　　——推动两岸定期、定点双向空中直航，逐步促成2006年开始全面、直接、双向通航。

　　——继续扩大两岸海运业者的合作。大陆方面欢迎台湾航商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在大陆设立代表处。亲民党方面积极研究推动解决大陆航商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问题。

　　——亲民党方面提出以金门、马祖、澎湖作为“自由贸易特区”试办点的主张。大陆方面将进一步推动扩大福建沿海地区与金门、马祖直接往来，继而实现与澎湖直接通航与往来，促成上述四地更为密切之经济合作。

　　实现直接、双向的“三通”，是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前提，也是促进两岸合作与发展的必要保障。民进党当局已经不能回避日益高涨的经济需求和民意要求，相信经过两岸民间各界的努力，完全意义上的“三通”将开启两岸新格局。

　　当然，论坛达成的成果并非“三通”一项。《建议》中也明确提到有关促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部分：改变目前两岸经济交往单向、间接状态，促进实现两岸直接、双向的投资、贸易与旅游观光，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

　　两岸各界代表虽然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信仰，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但大家希望两岸经济合作交流更进一步，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美好愿望却是相同的。虽然两岸间因政治上的歧见暂时无法“开诚布公”，但民间、经济界、学术界却充满了互信的因子。

　　台商二十年

　　两岸经贸20年惊天动地的巨变，并不是十几亿炎黄子孙共谋发起的。事实上，在这20年间，海峡两岸摩擦不断。这样的地缘政治关系，又何以创造经济合作互利共荣的可羡成就？靠的是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理性行为，以及两岸割舍不断的血脉相连。

　　撰稿／张 静（记者） 廉海东

　　台湾《工商时报》的记者李道成喜欢“显摆”自己对上海的熟稔。他用上海俗语调侃《解放日报》的同行：汾阳路××酒吧没去过吧？那你是“沪巴子”。

　　李道成每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上海，每次呆上两周以上。“那么多台湾商人到上海投资、移居，我们的报道也越来越多。”

　　“历史的天空”时有微妙。

　　56年前，跟随国民党去台的大陆商人奠定了台湾诸多行业的基础，推动着台湾由纯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30年后，台商以“蚂蚁雄兵”之势西进，将机器设备、人才技术、原材料半成品乃至市场规则、商业模式源源不断“反哺”大陆，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历史也在对岸重演。

　　寻亲潮带来的

　　对台商而言，1949年以来台湾第一波“回归投资潮”中负责“起承”的主线正是亲情。

　　1987年，台湾当局正式解除“戒严”，台商探亲之余，有心人开始在大陆投石问路。

　　其时，台湾正逢内部劳资冲突迭起，环保抗争日趋激烈，进口关税限制的保护藩篱被迫洞开。急于寻求“第二春”的台湾企业家，不顾现实政治与愿景之间的冲突矛盾涌向对岸发展。在台湾投资大陆的第一个10年，主流企业均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黄似薇，最早将大陆乐器引入台湾市场的女老板，本是台湾受人羡慕的小提琴师。1983年，她在香港街头发现大陆制造的古筝虽然价格低廉却音色动人，于是动了在两岸间做国乐器生意的念头。而台塑大王王永庆，则掀起了台商赴大陆投资的第一个高潮。

　　80年代末，中国大陆陷入一场政治风波，在外商纷纷撤离中国的紧要关头，王永庆却秘访大陆，获得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举扭转了外资撤离的危局。

　　由于早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仍处于“非法”状态，台商多绕道香港等地开设“二手台企”，或选择开放较早，在地理、心理上更容易接近的珠三角，出现了以东莞为代表的台商投资“群聚效应”。但是，探亲会探到全国各地，所以投资也很快遍地开花，一些穷山沟也出现了台资的身影。

　　抉择需要勇气，台商们有时会谈起当年闹的笑话。“不知道那时大陆流行‘不爱红装爱武装’，看见大街上到处都是‘解放军’，吓得心怦怦直跳。”台湾岛内意识形态的谴责尤其刺耳，“钱进大陆”的台商被称为“喝台湾奶水却背弃台湾的叛徒”。先行者或多或少抹不去悲情色彩。台商可谓大陆最早出现的“皮包客”。他们自称“打带跑”——见势不好随时跑路。一位名叫汪美华的女子与先生一起来到大陆时，她把3个孩子也“打包”带过来了。“我们5口人到哪儿都要在一起，免得被生生骨肉分离，两岸相望。”

　　十七万的教训

　　在“生活经艳”设计总监姚嘉志看来，他在浦东机场碰到的台商，一半是挥挥手说：我来了；另一半则挥挥手说：我不玩了。

　　上海台商协会会长叶惠德为此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台商刚进上海时是沙、泥、石都有，过了一阵子后沙子不见了，只见小石头，今后可能连小石头都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有大石头。”

　　旭宝高尔夫球场的董事长宋矿满告诉记者：“当时，从台湾到大陆投资，由于对各方面的法令、观念还不是很适应，所以无论是台商还是当地政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碰到的问题很多。”

　　号称“全球最大的小家电制造企业”，两年前发出豪言要打造中国“家电零售帝国”的灿坤今年也挥挥手说不玩了。记者曾在一次会议上听到其董事长吴灿坤痛心疾首的回顾。

　　1988年投资厦门时灿坤只是台湾一家外向型中小企业，灿坤照搬了大陆当时允许经销商欠款的销售模式。但吴灿坤很快发现各经销商对于总部就像“小诸侯”。“我被一个经销商灌了12瓶啤酒，回来后就给对方发了12个货柜的小家电，结果年年催款，年年喝酒，烂账也收了12年。”“水土不服”令吴灿坤大伤元气，以至他很长时间只做产品不做通路。而此间国美、苏宁一路攻城拔寨，等他想在家电联锁销售领域奋起直追时已为时太晚。

　　汤臣高尔夫总经理庄修真在大陆发展了10多年，他给记者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很多台湾企业界的朋友都愿意听听我的经验，我说有一点要非常留意，切忌把台湾过去20年的经验在大陆照本照抄。”

　　“我第一次犯错误是在1993年9月28日，那是一个星期六。在台湾，高尔夫球场广告基本都在平面媒体周六、周日版上大面积铺开。市民一早起来看看报，对某处房产、休闲场所感兴趣，带着家人边郊游边看房。所以这种广告只要一登，售房处电话几乎爆满。我当时花了17万人民币把上海一家日报周六一个版包下来，然后让公司的业务人员周末全部集中，准备全力应付咨询电话。结果，那天只接到了17个电话，等于一个电话1万元，这把我惊醒了。2005年以后才是上海高尔夫起飞的阶段，我们提早了10年，卖给谁啊。”

　　同样由于没考虑到当时内地整体消费水平偏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康师傅”在内蒙投资做的蓖麻籽油也全军覆没，一时令大陆分公司陷入经营困境。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这些台商的经历无—例外地成为后来者的榜样。而我们这些抢占了先机并且存活下来的公司，现在都不错。”宋矿满说。

　　商界主流来了

　　1999年，台积电为了和最主要的对手联电竞争规模，曾花大价钱买下了张汝京掌管的“世大”积体电子，迫使这位“盖厂好手”愤而出走。

　　张汝京当时肯定没有想到，自己这一出走，改变了整个芯片业代工市场的格局。中芯国际建成了内地第一家有台商背景、采用国际主流芯片技术的代工厂。从此台湾芯片业转进内地，蔚为风潮。

　　而在台湾芯片业西进的背景，是台商对大陆投资结构的全面调整。在第二个10年，以食品饮料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比例不断下降，一向对大陆投资保持谨慎态度的台湾大中型企业逐步成为主力军。下游的制造业带动了上端的石化业及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随着台湾以信息电子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及国际产业分工的形成，台湾电子电器业、精密仪器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大陆的投资不断升温。

　　如果说前10年的“散兵游勇”让台湾当局只是感到不爽，那么商界主流的加入不免令他们芒刺在背了。1996年李登辉推出“戒急用忍”政策，以期减少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没想到反而加速台企蜂拥西进甚至拔根而起。

　　不甘心失去“主动权”的台湾当局对“不听招呼”的张汝京痛下杀手，处以巨额罚款，希冀杀鸡儆猴。不想这位美籍台商一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以宣布放弃“中华民国国籍”来回应。

　　而这一时期的台商也不再自怜于历史捉弄所带来的悲情与委屈。不少在大陆的台商一改过去对政治保持低调的态度，转而试图对政局走向发挥影响并关心公众事务。正如美国著名的财经杂志《商业周刊》曾经所言：“他们正在逐渐摆脱‘移民与流民’中蕴藏的狠、自私、机会主义的性格。也正在由内向外地将岛屿性格提升为海洋性格，已释出了排他性，吸收了族群融合的包容性。”

　　新“清明上河图”

　　早期不少台商到大陆时做的是娱乐业，如酒店、舞厅、ＫＴＶ、卡拉ＯＫ、夜总会，不免给人留下“玩的性质有点那个”的话柄，那些卷了客户钱就走的台湾的寿险、炒汇公司也给人留下坑蒙拐骗的印象。但很快，人们刷新了对台商的看法。靠着同文同种的先天优势、灵活的商场反应以及不服输而乖巧的韧性，台商20年来已成为大陆产业界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近日台湾最后一条笔记本电脑生产线迁往大陆，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台湾本土将不再生产笔记本电脑。以台商青睐的上海为例，2003年全球每4台笔记型电脑中，就有1台产自于松江区。再仔细一看，又几乎都来自台商达丰计算机。

　　东吴大学教授、台湾“前财政次长”戴立宁与记者同数“新清明上河图”中还有什么领域没有台商介入，竟发现他们无所不在。台商们将自己的创意、事业、生活、文化，不着痕迹、一点一滴地重塑着当前的饮食文化、娱乐休闲，甚至是流行文化。

　　聚会在“仙踪林”，喝“统一冰红茶”，吃“旺旺”，煮“龙凤汤圆”，去“钱柜”唱歌，以及送亲戚“元祖雪月饼”，带数桶“康师傅”到国外种种，无不体现了那些台商带来的商品的巨大成功，因为它们的名字已成为这个产业的代名词。而“百乐门”舞厅重新开张更为有趣。“如今上海人寻梦，想感受父辈风华，要通过台商的手。”

　　耐人寻味的“奇案”

　　当然，大陆无疑给了台商们丰厚的回报。在这次上海召开的首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上，胡鞍钢反复强调“台湾是大陆崛起的最大分享者和受益者”。如果没有大陆，台湾对外贸易当是逆差而不是顺差。而大陆的发展给台湾的产业升级创造了非常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台商在融入大陆，塑造企业形象，推行自己一整套营销、管理观念的同时，也在改变和建构着大陆的市场意识和规则。

　　台湾为什么能够带动大陆经济的发展？一言以蔽之，20年提前起步的优势落差。在全球的发展中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台湾抢先将廉价劳动推向国际市场。所谓的出口导向型，出口的正是当时唯一具有相对优势的台湾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主力产业逐渐从最下游加工角色向上提升为中、上游的有效竞争者与下游的高明行销者。”台湾《经济日报》主笔马凯如此认为。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20年后，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历史正在大陆复制。以台湾的加工出口业的经验、技术、人才、设备，结合大陆的廉价劳动资源，让海峡两岸成为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改变的焦点。

　　“但是，这惊天动地的巨变，并不是两岸的十几亿炎黄子孙共谋发起的。事实上，在这20年间，海峡两岸摩擦不断。这样的地缘政治关系，又何以创造经济合作互利共荣的可羡成就？靠的是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理性行为，以及两岸割舍不断的血脉相连。”马凯称其为“人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值得探究的一桩奇案”。

　　“新台农”冲动

　　台湾的“大陆热”已热了十数年，昔日的“穷亲戚”如今已鸟枪换炮，投资成本每年的快速爬升时常让台商心烦。台湾所赖以生存的中上游产业，如今也是大陆积极扶持的对象，原有的落差优势逐渐拉平。另一方面，大陆台商又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外商的竞争，台商逐渐感到做夹心饼干的困惑。

　　宋矿满的玩笑背后有一丝黯然：“如今在上海做生意难。这里竞争激烈，你生意不错，人家就会注意你，全世界大公司都想进来抢占这个市场。有些超级公司拨预算赔20年跟你打这场仗，一年一个亿，直到把你打垮为止。说句玩笑话，你在台湾几千块钱可以开家店卖牛肉面，但在上海，说不定卖牛肉面的后面有100亿资金的大老板。”

　　两岸至今不能实现直航，给台商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也成为抑制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台湾政治大学亚太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桐豪教授认为：“两岸之间实现直航可以节省部分企业15％至30％的运输成本。”

　　台商来大陆投资原来长期是“两头在外”的经营策略，本人、本业、本钱，自寻市场及订单，在生产经营上的应变能力较强。但随着自本世纪初以来“三资企业”越来越成为台商的主要投资形式。投资方式的转变凸现融资困难。

　　庄修真深知台资企业在大陆的融资之难。“由于我们在大陆没有固定资产，政府又没有政策贷款，更没有类似台湾岛内的信用贷款，银行害怕钱贷给台商，台商会跑。台湾岛内的银行也怕贷给台商，怕台商会一去大陆而不回。台商变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有统计显示，目前台资企业融资中仅有15％来自于信贷资金。

　　因而这届菁英论坛上，在场学者、台商多呼吁加大对中小台企贷款扶持的力度。戴立宁告诉记者：“我期望国家开发银行准备为台商提供的300亿贷款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一家12英寸的芯片厂，最小的生产单位也是250亿，300亿投在这上面无疑杯水车薪。”

　　参加菁英论坛的时候，上至台湾“立法委员”，下到台商，无不跟记者谈起“三农问题”。农村题材成为时下最热的“概念股”。

　　9月15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田鹤年在“2005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大陆农村市场将成为台商争夺的新目标。一些台商正逐渐向大陆农村市场转移，很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农村市场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