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里的王小帅，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四处借钱，“没钱了 ”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台词”。影片结尾，王小帅在拍摄《青红》最后一个镜头前深沉自白：“你们 将看到两部电影，一部是我导演的，一部是我主演的，导演的是虚构的，主演的是无比真实的。 相比之下哪一部更残酷呢？”

　　撰稿／陈 冰（记者）

　　8月28日，心宽体胖的王小帅现身上海多伦美术馆“多伦讲坛”，为大家讲述了一段从《冬春的日子》到《青红》的“自我雕刻时光”。

　　现实

　　“青龙街19号”是王小帅幼时在贵阳生活的地方，导演贺峥用动荡而又真实的镜头，记录下王小帅的愁眉不展和六神无主。“下3天雪，3天不拍戏，7万块钱就没了。”“我一直没找你，现在情况非常严重，严重得过分了。”

　　看着镜头里为钱焦虑到失语的自己，王小帅每每感到“浑身无力”。“虽然拍摄《冬春的日子》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形，但这种恐怖在《青红》时被放大了好几倍，我借钱的能力也进步了10倍！”王小帅自嘲中带着后怕。

　　投资1000万的《青红》至今有没有收回成本，王小帅却不再担心：“成本正在回收中，国内发行加上海外订单不可能赔本，甚至还略有盈余，现在只是钞票放回投资人口袋的时间问题。拍这种电影，投资人要有勇气，导演要有耐心。”

　　据《青红》制片人皮力透露，由于第一位投资者签约后中途走人，让《青红》拍摄几乎陷入要砸锅卖铁的绝境，后来欠债离开贵阳，提前卖出ＤＶＤ版权，戛纳得奖后，《青红》近120万的海外票房终于打回了国内成本。而这部王小帅首次“触电”、记录了《青红》“钱荒”的纪录片也正准备参展法国南特电影节。

　　现实的残酷，60年代生人王小帅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当进北京电影制片厂无望时，他于1991年去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在福建电影制片厂呆的短短两年时间里，热情饱满的王小帅一口气创作了5个剧本，这让电影厂的老编剧都很惊讶。可是这么多剧本，却没有一个投拍。

　　此时，福建电影制片厂拿到的拍摄名额也只是一年一部而已，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言，5年是起码的等待时间。这让想拍片的王小帅几乎崩溃，为了控制情绪，他甚至在自己宿舍的墙上写下了“镇静”两个字。

　　由于没有电影可拍，郁闷之极的王小帅“杀”回北京。1993年，他向朋友借了5万块钱，自筹资金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没有厂标的独立电影《冬春的日子》。这部黑白影片描绘了一对画家夫妇的精神状态，以及在经历了某种巨大伤害之后的自我放逐。王小帅用极其节制的方式，表现了与自己有着某种共性的压抑和孤独感。

　　曾经一度，王小帅为自己的处女影片该拍摄什么而犯愁。当很多人一听说是这个内容时，怀疑它根本就不像个电影。“没人规定电影应该像什么样子，如果都像当时的中国电影，也就不是什么东西了。”

　　“青春期的躁动不安，失业，失恋，面对人生的困惑与迷茫，我有一种强烈的表达冲动，也许是年少轻狂，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拍出这样一部表现青年无病呻吟的电影来。”

　　当初，演员刘小东夫妇要上班，拍摄只好在周末进行。每到周末，王小帅就租个板车把机器运出来。结果租借的机器声音很大，根本没办法同期录音。胶片也是普通的黑白拍照胶片。

　　接下来，拍摄的胶片拿去冲印，他们把一个锈迹斑斑、已经废弃不用的洗片槽清洗干净，片子放进去没多久，突然停电了。任凭他们怎么敲打机器，也还是没把片子拽出来。就这样，他们只得眼睁睁在黑暗中看着辛苦拍摄的片子被药水“煮”了。

　　青春

　　从《冬春的日子》里对爱情的绝望到《极度寒冷》中对艺术的绝望，从《十七岁的单车》对城市梦想的绝望，到《二弟》对生活的绝望，王小帅的作品似乎总被一种“绝望”的气息笼罩，而这种“希望与绝望并存”的社会生活背后，是那种让人无奈的残酷。

　　有人把《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称为“青春残酷片”。对于青春期个体记忆的非常关注，并不都出于这个40岁男人体内荷尔蒙分泌的起起落落——青春期的敏感、躁动与不稳定，始终是他的电影中重复着的精神内核。

　　“第六代成长于80年代，浮出海面却是在90年代初，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在政治思想上产生巨大的撞击、转向，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产生极大的分裂、转变的年代。”电影评论家郝建在其《无法命名的一代》中这样评价王小帅这代导演。

　　“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导演，即使在他拍摄的民工和歌女阶层生活题材的影片《扁担·姑娘》中，仍然弥漫出浓厚的知识分子色彩。他的电影表达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中国当代艺术策展人、多伦美术馆总策划顾振清如是说。

　　在《青红》中，王小帅以最简单的笔触，在最庸常不过却又是最难以规避的人生起落中，道出我们日复一日，终难摆脱的困境。王小帅在第六代群落里向来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发言人，而力求成为一个体察者，在《青红》里，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观察家。诚如他自己所言，他一直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于影片中突兀的强奸情节，父亲粗暴的单一性格，王小帅强调着残酷的极致，生活中往往充满了意外。青红父亲的同事留在了贵阳，他们与青红一家人告别，太多感怀充溢心间，换来的只是淡淡的拥抱和木然的眼神，而青红一家背负着女儿的贞洁和一个少年的生命踏上了归程，无论是留守的，还是飘移的，都把他们的青春刻在了历史的记忆柱上。

　　当个体真实而坚定地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你”就是在“劫”难逃的一分子，也许是青色，也许是红色。

　　轮回

　　1993年《冬春的日子》，2005年《青红》，12年正好一个轮回，王小帅又有了新的开始。

　　十几年做电影，从地下到地上，王小帅形容自己一直在“打太极拳，推来挡去”。

　　“在没有办法讲条件，没有办法抱怨，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失误的年代，我做着导演应该做的，还做着导演不该做的事情。一边听意见，一边拍电影，我发现这恰恰是一种潜藏的希望。地下状态反而让我们免受市场的戕害，保持了它一贯的纯洁性。”

　　《冬春的日子》最早是在一个丹麦人家的客厅里放映的，再后来，《冬春的日子》出现在美国艺术电影院线。在王小帅接下来的数部电影中，他一直尝试着开拓海外市场，如今，《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依然在海外上映着。如是，王小帅保证了影片投资成本的基本回收。而在国内，他把目标瞄准了美术馆、酒吧、俱乐部这些“院线支流”。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影片，一直是王小帅简单而执著的梦想。

　　在他的理想中，国内应该建立专门的艺术院线，培养固定的欣赏群体，这样他们这帮热衷艺术电影的电影人会更加有的放矢、游刃有余。“在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下，艺术电影也无法维持它在五六十年代的辉煌，可贵的是，整个艺术电影都在坚持。我们仍有这样的渠道消化这个类型的电影。”

　　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平坦，但王小帅却感到由衷的踏实。“允许我们在电影院里放片子，可以面对这个市场就是胜利。不是去苟同、迎合，做自己坚持的事情，让人知道我们的态度和方法，会有很多人一步步跟上来，积攒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条路会成功的！”

　　试图将艺术电影坚持到底的王小帅，说自己注定不会是一个商业片导演。“大家不要期望把所有的使命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应该在不同的人身上寻找不同的特质。有个性，才会被大家接受，无论商业片、艺术片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