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

　　近日，世界银行在第60届联合国首脑峰会期间公布的一份长达190页的报告颇为引人注目。根据该报告，中国内地真实储蓄率为25.5%，排名仅次于第一位的海地，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10%以下的水平。

　　从央行公布的数据看，世界银行对于中国高储蓄率的估算并不出人意料，中国的储蓄率水平，特别是居民储蓄，在总量、增幅两方面一直是居高不下。中国居民消费储蓄存款余额从1979年的3百亿，到1989年的5千亿，到1999年的6万亿，再到现在的超过10万亿，经历了一个跳跃式的增长过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9月13日公布的最新金融运行报告，今年8月末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3.4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5％。

　　面对领跑世界的数据，一个米兰·昆德拉式的问题油然而生：中国经济这种高储蓄率是重还是轻？宏观经济学对此莫衷一是，长期和短期的区分使得学派各异的经济学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在索洛、库普曼、戴蒙德、卢卡斯这些关注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眼里，较高水平的储蓄率将通过投资渠道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动力，使得平衡增长路径上的资本存量更接近于“黄金水平”。而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起飞阶段的经济体离不开高储蓄率的长期推动。但是，凯恩斯却认为“长期中我们已经死了”，总需求不足之下消费增长十分必要，此时的高储蓄率将加重供给过剩的负担，拖累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维持。

　　对于我国经济而言，市场经济改革初期的高储蓄率有助于经济起飞，但在追求小康生活水平的新道路上，过高的储蓄率造成了内需不足、资源浪费的窘境，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让储蓄率水平回归到正常区间是当务之急。

　　解决高储蓄率难题，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搞清楚储蓄的本质。直观上看，储蓄就是当期收入减去消费后的部分，因此人们很容易将储蓄和消费对立起来，认为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消费理念的保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的民族美德在带来低消费的同时引致了高储蓄率。由此，降低储蓄率的关键被定位于刺激消费。

　　实际上，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根本原因在于对消费本质的误读。莫迪尼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很好地诠释了储蓄的本质：储蓄就是消费。人们在一生中通过储蓄的方式来平滑消费路径，现在的储蓄就是未来的消费，这种跨期替代决定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它们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用刺激消费的方式解决高储蓄率难题无异于隔靴搔痒，在终身收入和跨期弹性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不会发生变化。

　　由此，降低储蓄率的关键应该放在增加永久收入，或者增强对永久收入提高的预期上。追根究底，消费方式上中国人的小心翼翼与美国人的寅吃卯粮之所以存在天壤之别，并不在于文化上的差异，而在于经济信心的不同。由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风险给个人收入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不确定性，心存忧虑的普通百姓才选择了一条过度平滑的消费路径，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造成了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现状。所以，提高居民收入，增强经济信心，完善社会保障，减轻流动性约束才是降低高储蓄率的重要举措。总之，储蓄就是消费，刺激消费难以破解高储蓄率难题。（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