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父

　　当全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古都学界和城市规划学界的宿将硕儒们云集中原，联合公布研究成果，郑州被确认为中国八大古都之首时候，许多人大跌眼镜，出乎意外——“专家认同”、“学术认同”毕竟不等于“社会认同”、“民间认同”。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郑州历史短，根底浅，多英锐精进的刚猛之气，缺沉雄端庄的高雅之态。就算你是古都古城吧，怎么就看不到你的古城池古街衢古园林古建筑呢？有历史却不见历史遗产，有文化却不见文化景观，旅游界的专家悻悻然评价说:很有说头，很少看头，没有玩头。

　　郑州城的“说头”在历史典籍中随处可见，“看头”和“玩头”则大都保存在国家级的博物馆里，用金丝绒垫着，用玻璃罩护着，用高科技防盗器监护着。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具有城市空间形态，不具备城市景观尺度，难以在街头巷尾对郑州的古都身份形成证言。不能像北京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南京坚固伟岸的石头城、杭州波光潋滟的西子湖那样，让人们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优游其间，在产生特殊的空间体验的同时，产生优美的古城意象。

　　在这种背景下，郑州商城遗址就显得极其珍贵。这座在全国保持高龄纪录的殷商地表古城垣屈曲盘卧在中心城区的万丈红尘之中，像一条土龙，隆起偃伏，绵连回护，历经沧桑，功能久废，形体萎缩，但依然坚忍和坚韧地活着。它穿越时空，贯通古今，使郑州城一部3600年通史保持了完整的篇章结构，不至散佚，不至断裂。不过，人文价值是一回事，视觉感受又是一回事，它的生土结构，本来就质朴无华，加之岁月漫漶风雨剥蚀，看上去其貌不扬，毫无姿色可言，质朴平凡，简直可以说是简陋荒凉。因为它的“真实性”、“惟一性”、“完整性”的瑰宝品质，谁都知道它的稀缺与珍贵，只是，又有谁真正懂得欣赏它的废墟之美？保护商城遗址，早已是全城共识，但如何在避免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业化庸俗化卡通化的前提下，搞好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和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搞好商城遗址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业与现代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却并不是一篇很容易做成的文章。有人提出避实就虚，以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文化产品的方式，来包装、诠释、激活、增值文化遗产，例如，创作现代舞剧《风中少林》，用肢体语言、音乐旋律、凄美的爱情故事演绎历史。同理提出，可以创作一部关于“商汤革命”历史故事的电影，以“厨子总理”伊尹为一号男主角，再现商朝初期历史烟云，详细描绘当年郑州商城（亳都）情景。商都废墟在影像艺术中将重整容颜，重振雄风。

　　两个人物——伊尹与冯玉祥

　　你得承认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自古以来，对郑州城建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中，有两位顶天立地的汉子值得特别关注:远者伊尹，近者冯玉祥;这两人身上典藏着郑州故事，散发着郑州魅力，携带着探究郑州的窥镜和锁匙。先说伊尹，作为故事片的主角，他身上起码有三大亮点:第一，他的“从奴隶到将军”的身世，充满戏剧冲突，跌宕起伏，曲折动人。这些故事，并非齐东野语、小说家言，都是于史可考的。惟其真实可信，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第二，他的厨艺，技艺高明，义理高深，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几千年，足以为后世师表。老子《道德经》作为哲学著作备受当代欧美学界推崇，其中“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名言，可谓饮誉全球，但最初却出自伊尹之口。第三，最重要的，是他营造了郑州商城“亳都”。如果郑州商城遗址乃亳都无疑，那不用说，伊尹就绝对是郑州市最早的市民。是他在黄河南岸，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策划了郑州市最初的母体，开创了郑州城这个未来中国人口密度最高地区的人类大型聚落的历史。他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辅佐汤王南征北战，取得革命胜利，他还是规划师、工程师（职务大约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兼首都规划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吧），在商朝未灭之前，就开始筹策新都建设，并在胜局甫定之时，学习夏代营造宫室的建筑实践经验，指导工匠，完成了商朝建政之后第一座伟大都城的建设。并且首创了内城外郭的城池体制，肇始了以王宫为中心“左祖右社”的建筑秩序。郑州作为商都，作为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积年200年以上。当时城市规模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望其项背。

　　商城遗址现在是一处带状的城市公共空间，对市民和外来的访客24小时开放，分文不取，你在东大街、城南路、商城路和紫荆山公园，能够很容易地进入它，登上它，和它进行零距离接触。商城遗址的墙土之中保存了太多的历史声像信息。

　　伊尹时代200～300年之后，由于自然灾害、政治与军事斗争等原因，郑州商都的功能逐渐衰减虚化，永远告别了首都的地位。东周（公元前770年）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两千多年间，郑州城的地位始终受制于东开封西洛阳两座城市的影响。这两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了得，写一部洛阳开封《双城记》，就基本上说清了中国东周至南宋（公元1127年）之间历史演进朝代更替的脉络。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朝代先后在洛阳建都;战国时期的魏和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先后在开封建都。盛唐与大宋时期，经济繁荣，对外开放，洛阳与开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在鼎盛期，它们的发达程度分别在当时世界上达到了领先水平。夹在这样两个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实体中间，郑州的发展，既缺乏需求拉动，又缺少足够空间，难有太大作为。话又说回来，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制约作用有时候会表现为支撑作用，处在两大都会间，承东启西，拱卫京畿，左右逢源，地位稳固，三座城市于是形成了一个哑铃状结构。隋唐时期，郑州城开始成为州治，你环顾一下全国以“州”为名的城市就知道了，这个名分,这个规格，不算太低，当时至少算是一个“地市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因为地处要津，经常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所以郑州古时候就成为旅游度假的重要选项和旅游客流的输配中心。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李白、王维、李商隐、苏东坡、徐霞客游历郑州的屐痕。郑州商城遗址一代接着一代地加固、覆盖，始于汉代，直到明清，层层叠叠，积累积淀着郑州城的记忆。清末民初，国运衰微，开封洛阳一直在走下坡路，郑州则沦为县城，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多一点，人口2万左右，已经跌落到有史以来的谷底。

　　亢奋的蒸汽机车汽笛声，重振了郑州的精气神。1905年，郑州黄河铁路大桥（我国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永久性桥梁）建成通车，平汉铁路郑州至汉口段也在同年建成，投入使用。现代汉语中有一个常用常新的词语结构——“沿着什么什么的轨道，迅速前进！”这就是铁路和火车头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当然，郑州受到的影响远不止于语言，因为纵横交汇穿过市区的京汉、汴洛（陇海线前身）两条铁路相继建成开通，郑州城迎来了新的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郑、汴、洛之间的城市地位开始重新洗牌。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郑州城的军事地位与它的交通地位一样，大幅提升。冯玉祥将军入主豫政，对郑州情有独钟。冯玉祥12岁即入军旅，由晚清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士兵最终官至上将，和伊尹一样，身世富有传奇色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他是一个非常纯正又极端复杂的人物，如果没有他，民国史和郑州史都将变得乏味许多。他和郑州相关的故事若请高人爬梳整理一遍，也会是一部电影大片的好脚本:他曾多次率部驻扎郑州，以郑州城周边腹地为战场，组织过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直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在西郊购置土地，开辟“碧沙岗”义冢祠园，葬北伐阵亡将士于此，为郑州留下了一座充盈浩然正气的城市园林，至今仍是郑州市民钟爱的休闲游憩之所。他在郑州与蒋介石交换兰谱，结成生死兄弟。一年以后，冯联阎反蒋，两年以后，在郑州一带与蒋介石兵戎相见。郑州民间流布更广的，则是冯玉祥严正治军宽仁爱民的逸闻，郑州市不少街巷闾里的地名称谓，都留下了他的施政痕迹。关于郑州城史发展，冯玉祥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决定把“郑县”改制为“郑州市”（1927年），在河南省首创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建制。如果写一部郑汴洛《三城记》的话，这个事件，可以作为该书“现代编”的开端。第二件，是由他主导提出了两个郑州的“新区规划”方案：一是“郑埠设计图”，规划范围覆盖了今天东起经五路，西至京广铁路沿线，南起陇海铁路，北至农业路，面积约10.5平方公里;二是“郑州市新市区建设计划草案”，选择在京汉、陇海铁路交汇处的西南方向建设新区，南北长7公里，东西宽5公里，面积为35平方公里。两个新区规划方案各具特色，前者详尽规划安排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中学、大学、影剧院、游艺场、图书馆、体育馆、跑马场、美术院、市政所、电话局等，展示了新的生存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后者侧重于城市发展方向、用地规模、功能分区的控制。以军旅身份，在战乱年代，对一个城市的未来深谋远虑做如此建设性的思考和筹划，冯玉祥之外，未有闻焉！惜乎两个规划方案，均未付诸实施。

　　新造城运动的三个阶段

　　真正的造城运动始于中共建政后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和省会迁郑之时，郑州城由此进入了一个勃然而兴的新时代。从1953年至2003年整整50年，如何搞好新区的选址、规划、建设，这个问题，也整整拷问了郑州半个世纪。这期间，郑州建设新区之举可以划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开始，郑州市在京广铁路以东和京广铁路以西两个方向全面展开新区建设。东部新区为行政区和文化区（到现在郑州市民话语中还保留了这些习惯称谓），主要布置省级行政机构和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西部新区为工业区和市级行政中心。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郑州母城东西两翼两片新区的开发。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郑州已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成为全省的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到40.3平方公里。这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以生产力布局为手段，高度集中有限资源，快速高效发展中心城市的范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郑州城区已扩展至100平方公里左右，但发展模式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郑州先后在西部、东部开辟两个开发区（先后被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虽然显性功能是筑巢引凤，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但隐性功能更为明显:这两个新区一改地方政府独家建设城市的模式，“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开发土地，获取收益，自我积累，滚动发展”，用经营的办法建设城市，实现了多渠道筹措资金，多主体运作城市。

　　第三阶段，21世纪初年，郑州市开始高起点规划、高品位设计、高质量建设郑东新区。驱动力量是河南省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聚集和产业的扩张。郑东新区位于国务院批准的郑州城市总体规划东部的圃田组团，总面积150平方公里，2002年完成规划，2003年正式启动建设。这一次，郑州市高调亮相，在全球范围征集规划方案，邀集国内外专家品头论足，数以万计的市民参加讨论，把整个过程搞得像一个行为艺术——郑东新区尚未登台就直接成了名角，吸引了国内外无数的眼球，进入中国城市的视觉中心和舆论中心。通过按国际惯例组织的设计竞标，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的规划方案脱颖而出，独占鳌头。他的“新陈代谢理论”、“共生城市理论”等建筑思想因郑东新区而彰显，郑州成了他的伯乐。

　　2002年，这个小个子建筑师登上“世界建筑师联盟”年会主席台，为他的郑东新区规划成果领取“城市规划设计杰出奖”，郑州市没有花一分钱的广告费，就已经把新区秀得名满天下了。在新区规划征求市民意见的时候，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收集公众评价，90%以上的市民表示喜欢这个规划。这一次，“专家认同”、“学术认同”和“社会认同”、“民间认同”实现了趋同一致，和谐共振。截至目前，郑东新区启动建设还不足三年，全国知名房地产商中营业收入排名在前十位者，差不多在郑东新区都有了投资项目。他们这是在用人民币投票认同新区规划，支持郑州发展。这算是一种“市场认同”吧——看来完整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是应当包括专家评价、公众评价和市场评价的，三个项目代表了价值标准、技术标准和效益标准。

　　郑东新区的规划内容还是引起过一些争论。例如新区北部有一处叫做“龙湖”的水面，面积接近6平方公里，持异议者以为毫无依据，脱离实际。其实，这一带鱼塘连属，现状就是大面积的水面，历史上这里更是圃田泽的位置。圃田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湖泽。《周礼·职方》记载:“河南曰豫州，其泽薮曰圃田。”《尔雅·释地》将圃田泽列名中国十薮。据史学家单远慕先生的考证，战国时期，圃田泽东西长40里，南北宽20里，总面积达200平方公里。先秦时代，这里湖面开阔，水肥草美，一片汪洋泽国景象。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列御寇就居住在圃田泽岸边（今天新区内的圃田村，即为当年列子隐居之地），时间长达40年之久。列子潜心学术，淡泊名利，多有著述，愚公所出《列子·汤问》一文，就诞生在圃田泽畔。

　　圃田泽不仅是中原地区重要的地理现象和自然景观，它还曾经作为水利设施对国计民生发挥过作用。战国时期（公元前360年），魏国兴修水利，从今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南行，横过济水，注入圃田泽。20年后，又引圃田泽水东流向大梁（今开封）城北，然后绕过大梁城东，向南注入沙水至陈(今淮阳县)向南入颍水。这条人工运河，就是后人所称的鸿沟。鸿沟水源来自黄河，水量充沛，又有圃田泽的调剂，因而与鸿沟相连通的汴水、濉水、沙水、颍水等通航能力大大提高。鸿沟开通使淮北大平原形成了完整的运河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圃田泽以它的调蓄功能在其中承启吐纳，功不可没。

　　圃田泽历经沧桑，虽然水面淤积缩减，但直到明清，这里仍然是湖水泱泱，十分可观，保留了大型湖泽与湿地景观。清代康熙年间，郑州学正许杜撰写《郑州揽胜赋》一篇，两千余字，描写了郑州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文中有两段写景，写的恰好是今天的郑东新区的区位，写的恰好是圃田风光。

　　有人将规划建设中的郑东新区称作“水域靓城”，笔者并不喜欢这个新发明的词语，因为“水域”不知何指，“靓”字又绝非中原语汇，远离中原文化。郑东新区水系规划，不但表现了北方人北方城市对水景的共有情愫，还反映了郑州人对家园史的追忆与怀想，在大规模的城市营造活动中，面对重建历史的可能，郑州人产生了难以遏止的冲动。圃田大泽那自然与人文相交合的壮丽景观，也许会通过郑东新区龙湖水系得以再现和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