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到我边上问：你每天都来写字画画啊？我叫了一声孟大姐，她很高兴：你真的来啦！每次我都去武林门公交车站接她我对人说我是离休干部。我在她心目中是很有气质的我编了一个谎言，只好不断地用谎言一次次去掩盖

　　2005-9-22星期四（Thu)阵雨难道我真的是杀人恶魔？我为什么要杀她？我先说明，我没有想替自己开脱的意思。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天大的理由，也不至于让我杀了她。话要分开来讲，一方面，我杀害了孟老太，手段实在是残忍，与青面獠牙的恶魔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这个人。法律惩罚的是我的行为，并不是我这个人。现在，我很后悔。我嫌她烦了，我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我没有房子，我是劳改犯，说完了，由她自己定——她跟我就跟，不跟就走人。可现在后悔有什么用？事情都已经做了。蔡耀庚摊开双手，无奈地说。我想见快报记者，主要想说两个问题：一是前段时间，这个案子让快报读者费心了。我想借用快报记者的笔，给读者一个交待，告诉快报读者，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二是想奉劝那些妄想靠自己小聪明，做违法事体的人，别再自作聪明了。任何人都不能跟社会对抗，与社会对抗，无疑是以卵击石。犯案的是一个个体，顶多是一个集体，但破案的却是一个社会，社会的力量是无穷的。A.我的幸福时光和第一次犯罪我生于1937年2月。我有三个哥哥。我非常爱读书。我父亲是当时杭州一家报馆的访员。访员也就是现在的记者。他对我的要求特别高，经常让我背书。《红楼梦》里的很多章节，我都能一字不漏背下来。我13岁那年，解放了。1957年，我考进了当时的浙江美院。只读了一年，就到转塘劳动去了。这里以前不叫转塘，叫余杭县树塘乡横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转塘挑土方修马路，那时候还没有挖掘机和推土机什么的。1958年11月，我从转塘去了大西北支边。第二年，我就爱上了上海的一位姑娘。她也是和我一节火车来到兰州的。后来，我们在那里结了婚。厂里给我们举办了集体婚礼。当时，和我们一起结婚的还有三对新人。我们买了很多水果糖。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蔡耀庚眯着眼笑了，显然，他又回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1959年底，厂里要我们到甘肃山丹县参加农业生产。我很恐惧，就去找厂里领导，要求回乡。经过反复研究，就同意我们回乡了。我让我老婆回上海。在上海，她家是做小生意的，若她跟我来杭州，她就只好陪我当农民了。她说什么也不肯，她说她既然嫁给了我，就要跟着我。当农民也无所谓。我妈看我们回来了，非常高兴。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时，我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妈每天流泪，见我好好的回来了，而且还带了一个姑娘回来，她当然高兴啊。我带着老婆到转塘落了户。我们被分在江口生产大队。我去拉板车，帮人家拉货，每个月也能挣66元钱。因为我有文化，很快就当了生产队会计助理。1960年3月，我有了儿子。老婆就住到我妈家里去了。1961年，我老婆又怀孕了。那年春节，老婆就带着儿子挺着大肚子回了上海。我一个人住在转塘农村里。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犯罪，偷了一万多斤粮票，被判20年。当时，我们生产队边上正在建船校，那里是一个建筑工地，我们经常挑柴禾到工地上换粮票。工地的司务室里有很多粮票。我有点动心。那天晚上，我就下了手。回到家打开纸包一数，我就知道闯大祸了。别的票证不说，单说当时最值钱的粮票就有1.87万斤。里面有全国通用粮票、浙江省定额粮票，还有浙江省流通粮票。后来，帮我兑换粮票的人揭发了我。我被判了20年。听了他的前半生，我心里也很感叹。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饥饿的恐惧，在生理上人都是一样的，但具体到个人行为，又是大不相同。有的人坚忍地度过了，有的人消沉了，有的人犯罪了……B.没有见面的女儿和第二次犯罪我先是在临平服刑。这期间，我的女儿出生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向我提出了离婚。我答应了。我问他，你怎么就答应了？若你坚持不离呢？我的问话似乎让他很惊讶。他看了我近一分钟时间，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会干农活，又拖儿带女的，我这一坐牢，就得几十年，我拖着她，让她怎么活？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她后来嫁的那个人很不错。1962年，我们一大批人被送到了青海。那里的生活我很不习惯。我就组织浙江籍的狱友逃跑，被揭发了。加刑5年。我觉得自己这辈子算完了。我就经常寄照片给前妻，让她给没有见过面的女儿看。我把省吃俭用余下的钱寄给女儿、儿子，主要想笼络他们，等我出狱了，老了，好有人照顾。因为我有点文化，我在那里给其他犯人上课。我被减了3年半刑。1983年夏天，我应该是46岁吧。我从青海回杭。一路上我就在想，到了杭州，我先去哪里？到了杭州，我就去了转塘前妻家里。女儿看到我很高兴，居然认出我来了。我在前妻家住了三天。前妻的老公很不错。他每天都要陪我喝酒，有天晚上他对我说：“老蔡呀，你来看女儿是对的，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真是不错的一个男人。我想我当初同意离婚是对的。我不想影响他们的生活，就去了宁波。一个朋友在宁波一家家具厂，他帮我也找了份活。每月工钱69元。这之后，我就东打工西打工的。我没有家，说走就走。1989年，我觉得自己累了，就在杭州开了家贸易公司，其实就是皮包公司。什么叫皮包公司，你懂吧？整个公司都装在一只皮包里。走哪儿骗哪儿。蔡耀庚摇了摇头和手，冲我笑了笑。不过，这都是个人的小聪明，还谈不上大智慧。后来，我欠下了三角债。我的生计又有了问题。我又重操旧业，偷东西了。这次，我做的是“白闯”。“白闯”就是白天闯进人家家里去偷东西。你是公安记者，你总该懂什么叫“白闯”吧？我冲他点了点头，他满意地伸手抹了下脸。我的公司仍办在那儿，我内部没钱人家也不知道，我用开公司的名义来掩盖我后面偷盗的事。1994年的一天，我在动物园偷自行车，被北山派出所民警逮住了。我记得很清楚，快要清明的时候，有不少人已经开始上坟了。一进北山派出所，我就把我作的案子都交代了。当时，我就在想，我做人太吃力了，还不如去坐牢，在那里最起码不用愁吃穿。这一次，判了我15年。在衢州服刑。2004年2月，我提前释放回到杭州。临行前，我对监狱里的管教说，我想留在那儿，我这么大岁数了，回到杭州，我不知道去哪里。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天我到杭州已经是下午2点。我敲开了儿子家的门。儿子还挺高兴的，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朋友，说老头子回来了，晚上聚一聚。吃了饭，儿子还带我去洗了桑拿，说让我把身上的晦气洗洗掉。我在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和儿子发生了一点摩擦（记者注：其中的纠葛细节不便披露）。我就收拾衣服，拿着画画的家伙出门了。我去了温州。几个朋友给我凑了三四千块钱。C.我在她心目中是画家，有气质的回到杭州，我就在转塘租了房子。白天，我到公园画画，逛逛。我对公园的老人说，我是离休干部。其实，我没有职业，居无定所，仅凭自己的一点雕虫小技维持生活。说到底，我就是一个流浪汉。有位老人送了我一张老年卡，我乘车就比较方便了。今年春节后，我在黄龙洞认识了孟老太。每天早上，都有一些中老年人在那里写“地书”。地书，就是用毛笔蘸水在地上写字。我也经常去写。还经常跟大家探讨书法。孟老太有时也会站在边上看我写地书。有一次，我坐在亭子里休息。她问我：“你是不是每天都来写地书和画画？”我说是的。我又吹牛说，我是离休干部，我喜欢画画。我在青年路有房子。现在租给人家住了。她说她上午喜欢在黄龙洞听越剧，中午再乘车到一公园听越剧。我说我下次到一公园一定去找她。那天散场，我把她送到了公交车站。过了几天，我去了一公园。真的看到她了。其实，我也不是去找她，就想去一公园转转。说实话，第一次，她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只知道她单身。我叫了她一声孟大姐，她很高兴，说，“你真的来找我啦！”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逛公园，爬山什么的。那时候，她不会打电话，她又不愿意我打电话到她儿子家里。每次见面我们都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每次，我都到武林广场公交车站去接她。9月13日，孟老太的身份确认后，快报受警方委托公布了她的照片，希望读者提供线索。其中有位大妈来电说：“……今年8月份，有一次，我在武林广场下了公交车，看到她下了另一辆公交车，她边上有个老头子，我想上去叫她的，她可能想躲着我，很快穿过马路走了。”这个老头子现在看来就是蔡耀庚了。跟她接触的这段时间，我还会对她说说事情。她一坐下来，也和我讲她过去的事，她带着四个子女多么苦啦等等。我开始跟她交往的时候，也是有想法的，我想找个伴，找一个能够陪我说说话，看看风景的人。可我开始就对她撒了谎。为了这个谎话，我就得不停地编谎话。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直很出神，像是在盯着什么看，但又像什么都不是。接着他喃喃道：“这个时候，我总不至于说自己是劳改犯吧？”后来，为了联系方便，我在转塘装了电话。有了电话后，每次她想来，就打个电话过来，我就去车站接她。我对她反感应该是从今年8月份开始的。她每次出去玩，都说和我一起掏钱，我觉得她肯定有钱的，但我和她交往了这么长时间，她没掏过一分钱。我本想找个老伴的，最起码这个人要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也是冲着这个，我才想着和她走走看。后来，发现她老是缠着我，又花我的钱。8月16日，我们上午在城隍山玩，中午，她对我说，要到青年路去看房子。我说天太热了。她说这次我若是不带她去看房子，她就住在我这里不走了。这下怎么办？她每天盯牢我的话，我怎么去找生活来源，我平时就靠卖点画和偷偷自行车生活的。她跟着我，我就没办法偷了。那晚，她跟我回了转塘。我们在转塘一家小饭店吃好饭回家的。8月17日，她又要出去玩，我就带她去了杨公堤。她又提出了这些老问题，还让我给她买手机，不买手机就给她1000块钱。我烦也烦死了。我感到了走投无路。我一面陪她玩，一面在心里想，怎么办？怎么办？做了她算了。说到这，蔡耀庚笑了。他冲着我说：当然了，我不可能像军事家一样，在一场战役前，从战略到战术都写好。那晚，她躺在我身边，还在跟我嗦。讲她以前怎么把鸡蛋拿到城里换粮票啦，怎么大清早就出门啦，抚养四个小孩成人多不容易啦，这些话，我都听得耳朵起茧了。她一直烦七烦八说到凌晨三点才睡着。“老年妇女可能都这么嗦吧？我不知道你母亲是不是这样？”蔡耀庚突然抬头问我。我笑了，说是的，我妈平时就爱唠叨，但我爸一般是不太多说话的。他听了这句话，冲我点了点头。以后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D.看了快报我吓了一跳赶紧返回出租房我记得很清楚，在都市快报上，警方公布案情是9月8号，一直登到14号。9月8号那天早晨6点多钟，我出门的。我在308路公交车站买了一张快报。8号的那天快报上提到了四大物证，其中就有一个是讲《都市快报》的。原话是这么讲的：“犯罪分子用来包裹尸体的报纸中，除5月29日、8月13日的零星几张《钱江晚报》外，使用的都是《都市快报》。”这一段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从犯罪分子使用报纸的时间跨度来看，说明犯罪分子有收藏快报的习惯，或者说，犯罪分子获得《都市快报》非常便利。”我一看就傻了。警察真是料事如神啊。要是警察到转塘挨家挨户查报纸，我肯定露馅的。哪有那么巧啊，刚好我的报纸就缺那么几张，这些报纸哪去了，又不会是我吃了的。我连忙回家，把剩下的快报全卖了。卖了5块钱。以前，我就爱看《都市快报》，这段时间，我特别留意。每天早上报纸一到零售摊，我就去买。特别有意思的是，快报9号登的两位读者提出，编织袋上的字到底是花A还是花女这篇文章。其实，这些袋子都是我捡来的，我根本没去留意上面有什么字。那天，我看了快报后，也认真看了看图片，确实有点像“花女”。当然了，9号这天的快报特别让我心惊。有位姓李的先生分析，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根据警方推断，凶手有停尸的过程。按犯罪心理分析，凶手杀了人，肯定急着想把尸体抛掉，而本案的凶手却让尸体停了一段时间，说明凶手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从中也说明凶手与老太有较近的关系”。在这一节里，你们的用字特别严密，“绝大多数碎尸案是熟人作案。因为警方一旦查出死者身份，就等于找到了他”。蔡耀庚抬起手比划了一下，说，括号，里面一个女字旁的她。还有就是9月11日这一天的快报。有位读者让我佩服。快报原文是这样的：“对转塘碎尸案的推断：一、移尸工具为非机动车；二凶手没有大的运输工具，所以才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段，便于分次抛弃；三、凶手应该就是转塘一带的人。”看到这段分析，我就在想，我完了。这下全完了。从8号到10号，快报还在替警方寻找尸源。9月13日，孟老太的照片就登出来了。我有点慌。还有，14号的快报上说，记者去了黄龙洞，我分析，不是记者，是警察。还有，我记得很清楚，11号的快报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关于老妇身份，已有一些较为清晰的线索”。当时我认为，警方可能还不确定死者就是孟，但我还是很慌。找到尸源就可以从死者周边的人物关系了解到一些线索，而后逐条排除，最后就能锁定我了。9月10日，我就离开转塘了。我骗房东，我去九华山了。我想来想去，还是杭州最安全。我就躲到了望江门。但慌也没用啊。一到白天，我就去小茶馆打麻将。打一天算一天。打麻将，日子过得快。果然，那天下午，我在茶馆打麻将，那天手气特别好，刚和了牌，两位便衣民警就走进来了。这时，我倒没有慌，我还想要面子。我对他们说，让我把账结了再走。后来的事情，就这样了。坐了这么多年牢，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任何人别想跟法律斗，无论犯罪分子的手段多么高明，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点不假。从我看到蔡耀庚那一刻起，他就不停地说，时间太短，时间太短了，不知从哪里说好。天渐渐暗了下来，他突然停住话题，若有所思地说了句：“天已经黑了。”我这才发现，天真的暗了。我这才想起，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不由地脱口说了句“今天是我生日。”他连忙大声说：“生日快乐。”从他的谈话里，我能感觉出，他的思路很混乱，他不知道他是谁，也许，自他从监狱释放那一天起，他就在刻意忘记这些。他对孟老太说谎，说自己是离休干部，孟老太信了，最后似乎连他自己也信了，他看到未来的生活正以美好的姿态向他走来。过去的东西，他一直深藏着，展示给外界的，他是个“离休干部”，是个有艺术修养的画家。是有身份的。特别是有了孟老太之后。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在以前的同学、老邻居那里，也挺有面子的，哟，老蔡不错吗，这么大岁数了，还找一个老太婆带在身边。不能说他没有一点感情，他到车站去接她，为她安装了电话。但是，如果孟老太知道了他的底细，他那种虚假的美好刹那间就被打破了，过去的和现在的事实，就会残酷地重新摆在他面前。再次回顾这个案子的整个侦破过程，再次感受到了办案民警坚韧的一面，任何一个线索，他们都不曾放弃。27个白天黑夜，西湖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们没有一个人睡过一次安稳觉，他们吃住在龙王沙村。困了，就伏在桌上打个盹。正如蔡耀庚说的那样，朱宝良（西湖刑侦大队大队长）是个办事认真的人，十几年前，他看了朱宝良的眼睛就发慌，总觉得朱宝良的眼光能穿透他的内心。这次采访，从案发到破案，我跟西湖刑大的民警们交往了整整27天，在这27天里，我深切体会到了民警们为保一方平安，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有一条线索露了出来，他们会欣喜若狂，案子陷入僵局时，他们就会茶饭不思。我在专案组坐了不到一个小时，西湖刑大副大队长郭立峰面前的烟缸里的烟头便堆得像小山。这个案子破了。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还继续着。(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