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德　　

　　儒家“和谐三部曲”

　　“美在和谐”是中西美学家“不约而同”的一个共同之点，而且在具体观点上又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但从总体特征分析，古希腊美学家所讲的和谐偏重于形式元素关系的和谐，而中国美学家偏重于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如先秦诸子，他们都不是从事物的外部形态谈和谐，而是或更多地是从人与政治、人与物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求得和谐，从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追求和谐。关于这一点，儒家学说尤为突出。

　　儒家和谐的“三部曲”是：中庸之道—和谐社会—礼为政体。“大同社会”，是儒家所设计和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并非“立等可取”，所以不得不提出较现实一些的“小康社会”，而实施“小康社会”的手段就是礼为政体，以礼治国。

　　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从对原始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向往引起的。同时，他们在《礼运》中记载了孔子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等，其内涵也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和谐。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虽比“大同和谐”低一个层次，但它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为自己创造才富，天子诸侯把国家传给儿子，用礼制仁义作纲纪，以确定君臣的名分，强化父慈子孝之情，使兄弟和睦，夫妻融洽，并根据礼义的基本思想建立制度，划分田里，尊重有勇力才智的人等等，也是一种较低层次和境界的和谐。虽然由于建功为一己之私利，所以奸谋由此而产生，战火因此而燃起，但只要像夏禹、周公等以礼义治天下，自己遵守礼制，效法仁爱，提倡谦廉，制裁那些违反礼义的行为，这样的“小康社会”，也可以达到一定的社会和谐。

　　特别是《礼运》提出“肥”这个范畴，把社会和谐的内涵讲得更明确了。儒家对社会和谐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但要思想上合，而且要感情上通。根据他们的逻辑，不仅“失民心者失天下”，“失民情者也会失天下”。因此，不仅要治心，而且要治情。就是在讲治情时，儒家提出了“肥”这个范畴。《礼运》巧妙地发挥孔子的思想，在总结亡国之君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告诫那些为君者：“故治国不以礼，尤无以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耩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这里《礼运》作者的“讲仁”“播乐”是要使“治下”的“人”获得实际效益的，也只有把“乐”播到实处，才能换取“国”的“安”、“民”的“顺”，社会的和谐，求得“天下之肥”。

　　《礼运》的这种伦理美的理想，代表了各安其位，各职所司，“相与”、“相序”、“相考”、“相守”，以“礼、法”为治，达到从个人到家国以至天下均和睦相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它“礼、法”并用，“德、乐”兼修；仁至、义明，情、理俱到。既讲求现实又充满幻想，把“礼乐”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要求人们通过实践，加以实现。特别对于一国之尊的“天子”，更是要求其“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做到“四体”之“正”，然后才能“正”群臣，“正”天下。因此，“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那么，怎样实现“小康社会”的和谐之治呢？“礼”便由此而出矣。叫它政体也好，治国工具与手段也好，虚也好，实也好，总之就是“礼”。《礼记·经解》中说：“有治民之意而无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器》对礼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与表现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常行的礼有三百），曲有三千（礼仪曲折的礼有三千种），其致一也（实质是一样的）。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正像入室必须经过门一样）”。

　　在《礼记》中，“礼”既是一种理论形态、意识形态，又是一个政体、上层建筑的虚实结合的政体；既是一种原则，又是一种行为，似可称为“理性实践”，既是一种横向结构，又是一种纵向深入的立体网络结构，一个严密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庞大系统。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就是利用它对人民实行统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所谓“和谐”的。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