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昂族家庭

　　在我们的采访车向着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三台山乡－－进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颇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根据我们此前掌握的信息，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德昂族与周围的傣族等正在飞速融合，自己的民族特色已经有许多被光阴所无情湮没。

　　然而，当三菱车在三台山上颠簸了1个小时，并最终停在一片被大榕树和凤尾竹环抱的村居面前时，一股强烈的德昂气息扑面而来。这个只有1万余人的民族，像一棵在“彩云之南”经常可以见到的“独木成林”的大榕树一样，顽强地守护着关于自己的传说和未来。

　　凤尾竹下“古老的茶农”

　　我们走进位于三台山乡邦外村二组的杨二家里时，虽然时光已经逼近农历的腊月，正是北半球一年里最寒冷的时候，但亚热带的阳光却使这里的一切都暖洋洋的。杨二和老伴、女儿杨玉腊正坐在晒台上晒着太阳。晒台当然是露天的，相当于普通楼房一层和二层之间的楼板，只不过它下面是牛和猪们的住处，而不用来“关”人。晒台是用竹子剖开后搭制的，人走在上面总有一种“雀跃而起”的感觉。亚热带的温暖与潮湿，使它的平均寿命只有1年左右。

　　杨二87岁了，这个年龄使他显得有些衰败。他甚至没有力气让我们坐下，只是象征性地把面前的一把矮凳子朝我们拖了一下。然后他就吃药。胃溃疡，本来应该动手术的，但医生说年龄太大，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在医院里打了个转就回来了。所以，他一边是在晒太阳，一边也是和家人们一起等一个已经被确定的事实。

　　但衰败只是物质的。我们看不出他有太激烈的情绪。他平和地看着我们，甚至努力想跟我们说上几句，可是我们听不懂，兼任翻译的市委宣传部韦副部长听得也很费劲。杨二老汉很宽容地笑笑，想自己的事了。

　　杨二老汉的宽容，固然是因了对生命的了然，但更多的，我想，还是来自于他对87年生命的无所追悔。

　　离他家不远，就是史迪威公路，虽然今天看来它已经坎坷而且崎岖不成样子，但在二战期间，这条由无数个“之”字连接而成的低等级公路，它不但是远征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唯一的生命补给线，也是抗战的中国接受国外捐助的一条生命线。在二战的最后反攻时刻，远征军就是沿着这条路完成了对外敌的清缴。那是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他和他的乡亲们一起参加了这条路的修建。建国后，这条路被编成了“320国道”，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更直更宽的新“320”所替代。

　　从60年代初，杨二老汉就成了邦外村的基层领导，直到90年代初。漫长的“从政”经历使他与一般德昂族人有了区别：他爱打篮球，而且对汉语的“听力”非常好，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和外边来的人交流，他渴望别人来了解自己。面对着闪光和不闪光的相机，他稳稳地坐着，眸子里的眼光幽深而镇定，水波不惊。

　　当然，他毕竟还是德昂人，他最常饮用的，还是族人们房前屋后都有种植的茶叶。一首流传久远的歌谣道：

　　茶叶是德昂族的命脉，

　　有德昂人的地方就有茶山，

　　神奇的《古歌》代代相传，

　　德昂人身上飘着茶叶的芳香

　　照例，茶很浓，不习惯的人饮后会亢奋到手足无措，但他和妻子、女儿却离不开茶，说是一天不喝就会无精打采。像阿昌、景颇等族的妇女一样，妻子和女儿都嚼着槟榔。与槟榔、草烟、椰叶一起放进嘴里的，还有掺了铁红颜料的熟石灰；颜料溢出来，这使她们的嘴巴看上去有些恐怖。

　　当关于德昂族的采访全部结束的时候，是第二天下午，杨二老汉吃完了药，躺在屋里火塘边上睡着了，神态和姿势一派放松。

　　韦副部长说，在潞西，人们对男性老人的尊称是“大爹”。

　　德昂族仅有的“商业头脑”

　　杨二“大爹”有5个孩子：大儿子腊苦，现任邦外村村委主任，有3男2女5个孩子；大女儿玉腊，有3男1女4个孩子；二儿子腊狠，为邦外村二组组长，有3女1男4个孩子；二女儿玉南，有4个女孩；小女儿玉扫，有1男1女2个孩子。（注：德昂族风俗，男孩的名字中都带“腊”，而女孩名字中都带“玉”，均置于名字中间）

　　其中，今年45岁的杨腊苦算得上整个三台山乡的一个“能人”。当然，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仅仅做到了“手脚有放的地方”，但说话可就惜字如金了。这使我们的采访有点像挤牙膏。

　　70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潞西市普遍遭遇了饥荒，粮食严重短缺，杨腊苦只好到山上去挖山毛野菜吃。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三四年，杨腊苦当时受到了深深的刺激，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让自己先富起来”。

　　1982年，虽然家庭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但杨腊苦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商机，买了一台碾米机。因为这是附近几百平方公里以内唯一的碾米机，他的机器必须连轴转才能满足乡亲们的需要。

　　1989年，在一个甘蔗试验场当场长的杨腊苦毅然辞职，经过向潞西电影公司的申请与审批，连投带借，花2800元钱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各个寨子会集体包了他的放映机去放；平常日子，他就用自行车带着放映机到处放。由于片子要到50里之外的德宏州政府所在地芒市镇去租，为了不耽误地里的活计，他只好很早就起，争取上午11点赶回来，然后干活、放牛、种粮食，下午6点，从地里回来吃点饭就去放电影了。这样，平均每个月都要放20多天。

　　一开始没有竞争，杨腊苦很是挣了一笔钱。但随着电视的日益普及、电影放映机的增多，这一块市场慢慢地也随着中国总体经济而转向了“买方市场”。杨腊苦丝毫没有犹豫，以2050元的价格卖掉放映机，购置了手扶拖拉机跑运输。2001年，他更是鸟枪换炮，拖拉机换成了农用车，俨然一个“有车一族”。

　　族人们也意识到了商业头脑的重要。作为一种承认，1995年，他被推选为邦外村二社社长，2000年又当上了邦外村村长，下辖邦外村二组等6个小组。

　　作为一个德昂族人，杨腊苦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农业。他家现在还有20多亩甘蔗田，去年交售甘蔗10几吨。为此，作为“有代表性”“有贡献”的“蔗农”之一，他还在2001年被当地糖厂带到北京去旅游了一趟。

　　现在，他每年的毛收入可以达到4万余元，纯收入2万余元。

　　无疑，杨腊苦是值得骄傲的，但他又骄傲不起来。当上村委主任，他才发现邦外村实在太穷了：截至2000年，全村1300人，人均粮食只有330斤，人均纯收入200多元。刚刚解决温饱问题。

　　所以，每月拿着上级发给的400元钱的工资，他就把家里的活儿扔到了一边，虽然家里的活儿收益更高。接到我们来采访的消息时，他正带领着村民们修路。他说，他从报纸上和电视上知道：要想富，先修路。他想在2002年把村里跟外界的交通首先搞出个档次。

　　当自然主义经济的长矛面对市场的坦克

　　但显然，交通状况并不是邦外这个德昂族村迅速脱贫致富并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关键。

　　杨腊苦的奶奶李玉果4年前去世，享年116岁。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天，杨腊苦曾经问她：奶奶，您知道现在是谁当国家主席吗？李玉果说，我只记得清朝的一些规矩。听说，解放后是一位毛主席坐了金銮殿？杨腊苦哭笑不得。

　　无独有偶。杨腊苦的大儿子到芒市镇去上高中，结果只上了两年，死活要回家。问怎么回事，说是在外边不好玩，很孤单。然后又说对外边的生活很不习惯，总觉得太吵，而且节奏太快，感到很没有意思。杨腊苦非常无奈。

　　在这里，似乎一切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不去与别人沟通，同时也拒绝别人的沟通要求。女人们的衣服都是自己纺了棉线自己织的，每人平均每年只织1身就足够了。

　　种种因素叠加起来，就造成了邦外村乃至整个三台山乡的教育极度落后。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们，在这里能普及“6年制义务教育”就不错了。当我们问到这个村子里的经商人才时，得到的回答是有两家“开烟酒糖茶代销店的”。

　　同时，德昂族的文化传统、习俗正在迅速流失。杨腊苦说，最明显的习俗也就是农历5月左右的“泼水节”、7月的“进洼”和9月的“出洼”了。“泼水节”与傣族的意义基本相同，程序上的分别也不大，后两者则是全寨子人参加的祭祀与祈祷活动，但在“进洼”与“出洼”之间的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则主要是老人们去“奘房”去拜祭。年轻人基本没有什么民俗活动，而且也很少跳德昂族自己的舞蹈，主要是跳傣族和景颇族的。

　　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经常穿着德昂服装，而是直到过年过节才穿出来一次两次。从外表上看去，他们已经和汉族没有什么区别。

　　临走的时候，我再一次打量着杨二“老爹”的住房：四出水的干栏式建筑，总体呈冠盖形。据说，它的样式与诸葛亮南征有着密切联系。

　　一个版本是，本来这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诸葛亮南征到此，当地人就向他讨教筑房之法。诸葛亮指指脑袋，意思是要他们动脑想一下，不料当地人以为要他们仿照他头上的冠盖，就千恩万谢地回去照办了。

　　另一个版本是，诸葛亮当年率兵南征，来到德昂山寨。有一天突遭袭击，受伤遇险，幸得勇敢善良的德昂姑娘阿诺相救，才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在短暂的接触中，二人产生了感情。当重任在肩的诸葛亮不得不辞别心上人的时候，便将自己的帽子留给阿诺作为信物。痴情的阿诺苦盼18年，等来的却是心上人“病逝五丈原”的死讯。从此，心碎肠断的阿诺不吃不睡，每天呆立村头，望着心上人东去的路。到第33天，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雨过天睛之后，阿诺不见了。而她站立的地方却出现了同诸葛亮的帽子一模一样的房子，这就是德昂人后来居住的竹楼。

　　在整幢竹楼的后门最外侧，有一个小小的隔间，是给青年男女们晚上谈情说爱用的（这样，他们晚来晚走不至于影响家人的休息）。像其他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一样，德昂族也保留着对纯真感情的敬畏与尊重。

　　当杨二“大爹”那一代人悄然远去时，也许，这凝结着诸葛亮智慧的竹楼，就是所有德昂民族文化的唯一载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