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世界发展潮流、走上世界文明大道

　　意识形态的重大创新

　　和谐社会大视野③

　　郁建兴

　　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只有在科学发展观中才能得以提出和得到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不仅如此，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还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重大转型，在意识形态上实现了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多次重要创新，它们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直接相表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关联。对此，理论工作者较多倾向于从与原有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比较中展开某一意识形态创新的意义，从某一命题是否和多大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来考量它的价值。这种关怀是正当的。但我们还需要看到，经过多次创新，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将之称为“意识形态创新”。

　　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它是特定阶级、社会集团对现存和构想中的社会制度进行解释、辩护或对某种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改造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创新。相应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又一次创新。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消解已有意识形态过于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如果说邓小平提出“发展经济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通过政策转向使中国从崩溃边缘走上正确轨道，改革开放20多年，给“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补了课，那么以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新发展时代，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将是中国大踏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走上世界文明大道的进程。

　　这就是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记取，也是对世界潮流的顺应。

　　由于受先发效应的影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典范。从这种模式出发，经济增长被视为发展的同义词，财富积累被当作了唯一目标，或者像公平、稳定、民主与自主也被列为发展的目标，但这些目标被认为会随着财富增长而“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

　　对这种单纯注重经济增长指标和资金、技术等物质要素的发展观的质疑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发展模式固有缺陷不断暴露，现代化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农村萎缩、社会动荡、两极分化、价值失落、文化精神断裂等严重后果。现实历史发展无情地打破了“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的神话。二是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增长为基本目标的发展战略受挫，则提供了反思经济增长主义发展观的又一重要背景。由于忽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城乡发展之间、地区发展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之间的诸种关系，这些国家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些病态发展现象，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些拉美国家中严重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南亚国家中严重存在，在南亚、中东和一些非洲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特征。全球化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改善各国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形成所谓全球性问题，如饥饿和贫困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吸食、贩卖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环境生态恶化问题，贫富差距、南北差距扩大问题等，它们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于是，对增长与发展概念的澄清，成为了一种新发展观的起点。当代的发展观，越来越体现出对全球性、全面性、可持续性的追求。重视社会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全球性潮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像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避免性。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进行对传统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质疑与突破，是因为西方国家首先完成了经济繁荣并遭遇到了相应问题。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一时的不可避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病态发展被无限期地延长。如果能够最大努力地汲取新发展观的内涵，最大限度地缩短走上新发展模式的必要过程，那将成为后发国家的一个重要后发优势。就此而言，由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而实现的意识形态转型，将开启我国的“世界历史”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际经验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在借鉴国际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将贡献更多的“中国经验”。

　　作者系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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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要先搞清楚姓“资”姓“社”的问题。

　　赵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