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联合国60周年峰会上发表演讲。

　　本期嘉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

　　●上外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威烈

　　●华东师大国际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

　　今年以来，中国外交给人留下了一些难忘的镜头：面对美国在中国纺织品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回敬掷地有声：“你给我们的企业加上半斤的压力，我就要给它撤掉八两的负担”；面对“四国联盟”贸然提出的“争常”方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明确表示将坚决地投反对票……

　　就在舆论猜测中国外交战略是否有所调整、外交风格是否更加鲜明之际，李肇星外长8月22日发表了署名文章《和平、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对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丰富和发展；胡锦涛主席9月份在出访墨西哥、美国时，在纪念联合国60周年大会上，一再阐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并宣布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五大举措。

　　如何解读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为什么要强调和平?发展的机遇和障碍何在?合作的途径又在哪里?

　　我们需要更多“全天候”朋友

　　■文/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过去有着相似的遭遇，当前又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任务。自万隆会议召开至今的半个世纪里，我国一直高度重视这一国家群体，把加强与它们的关系视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立足点。

　　胡锦涛主席9月14日宣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五大举措，是站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从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高度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代表中国对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宣言》确定的目标和要求作出的最新表态。

　　当前，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首先必须认清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际身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不会改变。

　　其次，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始终是立足于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单方的援助。在联大恢复我国席位的过程中，我国领导人就曾说：“不要忘了，是非洲的穷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在申奥、申博、连续11次挫败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反华提案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都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即使以经贸合作而论，2004年我国与亚非国家的贸易额便超过4000亿美元，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3。中东、非洲的油气、各种矿藏、森林资源潜力巨大，与我国的互补性极大。

　　第三，必须看到，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正日趋上升和彰显，我们需要在发展中国家中结交更多的“全天候”朋友。

　　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交往时，除了信息缺失、相互了解不充分，对外投资的商务、法律咨询、对象国的文化民俗、语言等类服务常常难以到位等客观困难外，就外出企业而言，尚需要尽快形成相对均衡的“取与予”指导思想，进入对方市场，获取了想要原料或矿产，亦当有意识地做一些回馈。因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话语，既要讲利(益)，也要讲情(谊)。经贸交往应有取有予，才能得以持续。

　　主持人：我们过去与发展中国家相处过程中，有哪些方面值得肯定，哪些方面有待提高和完善?如何理解当前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的“予与取”的关系?

　　专家视点

　　●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际身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不会改变。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始终是立足于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单方的援助。

　　●实施“走出去”战略，就外出企业而言，尚需要尽快形成相对均衡的“取与予”指导思想，有取有予，才能得以持续。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话语，既要讲利(益)，也要讲情(谊)。

　　推动民间外交 塑造大国形象

　　■文/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民间外交已经成为各国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外交样式的多样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态势。不光有首脑外交，峰会外交，政府间的多边外交，而且，有公司外交，媒体外交，学术外交，体育外交，文艺外交，休假外交，庆典外交，甚至葬礼外交等等。与此同时，外交主体的多样化也已经是相当显著的发展趋势。参与外交事务的不光有政府，而且，有公司，民间团体，乃至于个人。

　　虽然，这样的一种变化大大增加了外交事务的管理难度，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也大大增加了交往的机会与深度，从而也提高了外交工作的效能。

　　就当前我国举国上下正在努力筹备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而言，这同时也是让全球关注的一项国际多边交往的盛举，因而，这也将是考验我国公共外交水平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比较直接的方面来说，比如，无论是奥运会历史，还是世博会历史上，举行这样盛大的国际活动，各国民众的志愿者服务是一项重大的准备工作。届时，民众是否能够自愿的，积极地并且是确保高质量地投身于这样的国际服务工作，是对一个国家人民的公众意识，公民水平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组织管理能力的一次很好的体现。

　　公司外交是区别于政府官方外交之外的另一种现代外交方式。对于当前我国正在方兴未艾地出现一个海外投资的高潮而言，如何研究通过公司外交的方式不光实现国家与公司的经济利益，而且，展现我国作为一个兴起的发展中大国的风貌，是一个新课题。纵观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的成败经验，除了经济战略的运用和投资决策方面的问题外，如何成功地运用公司外交的规则，看来，还是相当关键的一个问题。

　　扩而言之，甚至于当前我国公民正在普遍地获得出国旅游的机会，这对于一个文化古老，并且是几千年来相对封闭的大国而言，这不光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也是对我们国民意识的一次重大考验。

　　中国历来有着讲信修睦，礼遇外邦的传统美德。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使之在提升现代公众外交能力方面得到体现。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当前“民间外交”的现状和作用?公民应怎样参与“民间外交”，从而推动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

　　专家视点

　　●外交样式的多样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态势。虽然，这样的一种变化大大增加了外交事务的管理难度，但是也大大增加了交往的机会与深度，从而也提高了外交工作的效能。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同时也是让全球关注的一项国际多边交往的盛举，因而，这也将是考验我国公共外交水平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以新思维应对“中国威胁论”

　　■文/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中国一向奉行和平发展的原则，推行和平外交，近年来受到许多外国政府和公民的交口称赞。但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未曾停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换内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像人际交往一样，我们很难确切了解别的国家和人民的想法，我们也无法像别人一样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因此，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良好意愿要被外界接受很不容易，可能长期被误解，也总会伴随着恶意的曲解。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应该对“中国威胁论”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形成正确的看法和应对之道。

　　首先，“中国威胁论”是冷战思维鼓吹者的产物，我们应当提高警惕性，对此进行批评，但是不能以冷战思维应对冷战思维。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并未烟消云散。在不少国家中，有些右翼保守分子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总是要寻找“敌人”或“对手”，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成为攻击的目标。他们是“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他们人数虽少，能量很大。尤其当他们中的有些人执掌部分权力，其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可能造成危害。对此我们不能丧失警惕，必须预防其危害，对他们的论调进行批评和斗争。然而，如果以冷战思维去对待冷战思维，就会转移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任务，变为与别国拼军事，搞军备竞赛。面对一波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的时代观，改革开放的发展观，以新思维对待冷战思维，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今后，我们仍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新思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让“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无所用其伎俩，自取失败。

　　其次，中国的快速持续的发展必然会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秩序造成相当的冲击，其影响是世界性的，多领域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世界上一部分人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当更好地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协调，以合作共赢的结果证明“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证明“中国机遇论”的正确。

　　世界一部分人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还是出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政策、意向等等，不认识中国增长可能带来的合作与发展的机遇。我们应当更好地与世界各国沟通，解释中国的意向和政策，以合作互利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机会和做出的贡献。

　　最后，中国应当加强文化战略的制定与实行，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让世界人民更多地认同中国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理念，对“中国威胁论”来个釜底抽薪。只有通过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化解“中国威胁论”。　　

　　主持人：中国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行和平外交，但是，为什么“中国威胁论”这样的论调依然常常泛起?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专家视点

　　●“中国威胁论”是冷战思维鼓吹者的产物，但我们不能以冷战思维应对冷战思维。我们要坚持和 平发展合作的新思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让“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无所用其伎俩，自取失败。

　　●中国的快速持续的发展必然会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和秩序造成相当的冲击，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我们应当更好地与世界各国进行沟通协调，以合作共赢的结果证明“中国威胁论”的错误，证明“中国机遇论”的正确。

　　避免新的冷战 构筑共同安全

　　■文/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何处理好与现存大国的关系，如何与现存的国际关系相结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在一定意义上说，能否解答这个课题，关系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成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摈弃冷战思维，寻求共同安全，建构和谐世界。具体地说，就是以“和平、发展、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概念，以此来规定今后中国长期的国际义务和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建设国际秩序框架的长远目标。这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思维，对于我们探索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向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显然，中国的新战略思维是对冷战思维的否定。只有认识到冷战思维背离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甚至没有价值的陈旧观念，才能理解中国的新战略思维的强大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由于美国的超强和独霸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右翼的冷战思维。这种冷战思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就是以某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为假想敌，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的各种手段，企图实现新的战略围堵和遏制。这种新的冷战思维与旧的冷战思维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多地依赖经济、技术和文化手段，军事手段则由“矛”转变为“盾”，有形的军事结盟退居于无形的信息网络之后，攻心之战甚于攻城之战。

　　人们经常发问，这种新的冷战是否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我们认为，历史不会走重复之路。从1950年代初中美冷战开始，甚至经历了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两场热战，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是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因素主导”时期。从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是大国力量的均势，这是“均势因素主导”时期。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关系几经反复、徘徊曲折，但终究不破，原因在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我们可以把今后的中美关系称为“共同利益主导”时期。我们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主要看新主导因素的增量而不是旧的存量。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美关系不会倒退到冷战状态。

　　尽管如此，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仍将长期面临来自新冷战思维的挑战和压力。我们是以新的战略思维来化解冷战思维，还是陷入新的冷战怪圈?如果不能避免新的冷战，我们就可能失去重要战略机遇期，甚至可能丧失中华民族复兴的千载难逢机遇。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以新的战略思维来取得发展的条件、开拓发展的空间。这就是寻求、发现、巩固、发展共同利益的基础；界定、确认、互信、保证共同安全的机制；开辟、推进、拓宽、坚持共同发展的道路。我们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这种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美国极右翼的新冷战思维也就无以施展。同理可推，中美之间逐步建立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关系，和谐世界的前景也就更加清晰更有希望。　

　　主持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内涵?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安全”观来指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大国之间的关系?

　　专家视点

　　●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仍将长期面临来自新冷战思维的挑战和压力。如果不能避免新的冷战，我们就可能失去重要战略机遇期，甚至可能丧失中华民族复兴的千载难逢机遇。

　　●我们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美国极右翼的新冷战思维也就无以施展。同理可推，中美之间逐步建立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关系，和谐世界的前景也就更加清晰更有希望。

　　俞新天：促使国际体制进一步转型

　　目前国际体制正处于急剧的转型之中。自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制在向着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方向上有了相当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使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加深。二是国际法和国际体制承认和保障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平等，哪怕再弱小的国家也不允许被灭绝。三是中小国家在大国之间能够实行平衡政策，一改过去不得不追随某一大国的倾向。四是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奉行“结伴不结盟”的政策。为了推进国际体制进一步转型，最重要的是减少猜疑和互不信任，建立合作共赢的信任感。

　　黄仁伟：否定旧式大国崛起之路

　　同“合作”相对立的国际关系行为方式就是“对抗”。对抗是各种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存在形式，曾经是国际关系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人类已经具有往返太空星际的能力，已经可以改变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已经可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之间展开面对面的交流时，却不能消除对抗可能带来的巨大后果。这是对人类的智慧和品格的挑战。

　　当代中国就是要否定这种以对抗方式进入世界体系的旧式大国崛起之路，就是要把零和游戏规则改写为双赢多赢的博弈结局。这是因为中国需要保证十三亿人民过上全面小康的生活，因为中国需要与邻国一起开辟亚洲崛起的未来，因为中国要使自己的发展成为世界发展的条件，因为中国能够将古老的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融合起来。对抗不是我们的选择，合作才是所有国家的出路。

　　朱威烈：回应国际社会主要关切

　　和平发展合作是对我当前总体外交的高度概括，反映了我国新秩序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和新文明观的基本点和原则，也回应了国际社会当前最主要的关切——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促进普遍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一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如企图独善其身而罔顾国际合作，那将是无法实现的。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最重要、也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合作也涵盖了我国外交4个层面的实践：与周边国家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大国关系和多边外交。具体而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需要合作来体现；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得通过合作来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各种伙伴关系，要借助合作来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处理好分歧；而多边外交的最终目的，则就是为了推进国际合作。

　　冯绍雷：以合作方式实现和平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20多年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晓之以天下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战略方针。总结20多年来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和经验，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以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和平与发展。

　　和平的目标是可以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但是冷战以和平而告终，向人类社会昭示着这样的一种新的可能；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则为和平地交换和利用资源提供了一种基础和渠道，使得原来非得兵戎相见才能解决的问题，尔今可以在一定的规则之下，通过和平协商与谈判来实现利益的分配。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无节制的发展带来的破坏和冲突，告诫着人们必须在发展中维持平衡，以合作求发展。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无不以“合作”与“伙伴”来命名与其交往相处的国家，说明国际社会的行为范式崇尚和谐，说明支配各国对外行为的心理基础是追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