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牵出三起人命事件
事件一： 酒后起争执杀死同村老者
记者：7年前的第一桩命案你杀了谁？
苏春文：是我们一个同村的人。那年我19岁。
记者：被杀的人有多大年龄呢？叫什么名字？
苏春文：叫何志万(化名)，当时50多岁。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对一个同村的老者下了狠手？
苏春文：是他逼我的……
苏春文说，因为家境不好，只读了小学4年级的他缀学了，整天无所事事，免不了有些小偷小摸。1994年，19岁的他一次在偷了邻里的东西跑出来时，正巧被何志万的妻子周素华看见。同住一条街上她对苏春文家里的困境也有所耳闻，总觉得这个年轻人因穷而误入歧途是件让人十分心痛的事。于是，在村上做小本生意的周素华(化名)就常常接济苏春文。
而让周素华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善举却遭来了丈夫何志万的反对，两人为此时经常吵闹。当年12月，苏春文的双胞胎弟弟小武结婚，何志万夫妇也来吃酒席；那天，好酒的何志万多喝了几杯，直至深夜才被周素华劝回。但两人没走多远，就吵了起来，争执中醉醺醺的何志万又一次提及他对苏春文的不满，嚷着要将苏春文以往小偷小摸之事嚷出来。周素华便不再理会丈夫，先独自回了家。
听闻何志万要回来闹事的苏春文，一个箭步冲到街上，拦住何志万的去路。何志万没有罢休的意思，冲着苏春文吼叫，还摇晃着朝苏家方向走去。苏春文便上前拉住他，将其衣领扯过颈部，双手掐住何志万的脖子。喝醉酒的何志万几乎没有什么挣扎，只是发出一声哭腔，便没了声响。二十分钟后，苏春文发现他没有动弹，才知道他已断了气。
记者：在紧掐何志万脖子的瞬间，你没有一丝犹豫吗？他毕竟是接济过你的周素华的丈夫。
苏春文：那天我也喝了不少酒，加上年少气盛，没想那么多。
记者：之后，你是怎么处理何志万的尸体的？
苏春文：我准备将他背到一公里之外的拦河坝水库抛尸河中，但没有成功，中途有一辆车开过来，我很害怕，顺势便将扔进一旁的水田中，便匆忙回家。
记者：何志万一夜未归必定回引起家人的猜测，有没有人来找过你呢？
苏春文：第二天，就有人发现了何志万死在了水田中。尽管大家议论纷纷，但都没有人怀疑到我身上来，后来传出何志万是当天晚上喝醉酒不小心摔进水田后，面朝下被泥埋住，昏迷中窒息死的。因此，至今也没有人向当地报过案，我也侥幸地逃脱了。后来，担心这件事总有一天会被别人戳穿，我便借口外出打工，逃离了家乡，四处流浪。
事件二：成都见财起意 扼住绝症同伙的颈部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来到成都的？
苏春文：2003年初，我和一帮常在铁路上偷货车的人混在一起，他们被警察抓了后，我一直很害怕，就从外地一路逃到成都来。
记者：到成都你靠什么为生呢？
苏春文：在火车站、货站偷盗财物，有钱了我就和同伴一起去赌，有一天输掉7000元的纪录。有一阵我手特别“痒”，但又没钱做赌本。同伙阿阳(化名)患了直肠癌晚期，手上留了一笔钱看病，没想到一天他居然来找我讨赌债……
那年11月，阿阳找到苏春文称自己身上有4000元钱，明天准备去看病，但钱不够，要苏春文还他欠下的赌债2000元。苏春文正愁年关难过，没想到阿阳张口就说他欠钱。他大为恼火，再仔细一算赌账，怎么都像阿阳欠他的。没谈多久，阿阳病痛得卷曲着身体要苏春文送他去医院。苏春文起了歹心，将阿阳扶到一个青龙场一处铁路桥下睡下后，看四处无人，用手……
等苏春文回过神来时，阿阳已经没有了动静；他顺手带走了阿阳口袋里的4000元钱，开始了新的一次逃亡。
“阿阳是哪里的人？多大年龄？”记者问。
“他是绵阳人，哪个县，好多岁我都不知道！”苏春文说。
事件三：重庆 帮同伙挥刀砍翻“高个子”
2004年，苏春文跑到了重庆市菜园坝，由于没有混熟地面，他在火车站捡剩饭菜过活。直到5月，他认识了外号“光头”和“小贵州”两个混混，便伙同他们经常出没于铁路货运列车上偷盗货物。
7月，听说有一伙“黑吃黑”的人要来找“光头”和“小贵州”报复，“光头”团伙就事先备好了砍刀等武器。一天晚上，在熟睡中的苏春文被“光头”摇醒：“兄弟，快来帮忙，我们打不过了。”
苏春文起身拿起一把砍刀就冲了出去，想也没想，照着对方一个高个子就猛砍，高个子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其实，他并不知道高个子死没有，当时看样子是死了。苏春文这下才害怕了，扔下刀就跑，三人朝不同方向逃去；之后，他再也没有听过“光头”和“小贵州”的消息。
苏春文当晚就爬上一列从重庆开往内江的火车。他换爬了几趟火车，最后落脚昆明。
当了经理也无法安心 几次自首最终都放弃
1994年，我在杀死何志万之后，虽然没有人怀疑到我，但心中的恐惧让我日夜难眠。于是，过完春节，我就从老家到陕西打工，一年当中，我收过废品，要过饭，但我也辉煌过。
1996年我来到达州，在一家饭店门口要饭时，被好心的陈老板收留。我十分感激，珍惜这个机会，我甚至认为这可能是我人生的转折。我很卖力的工作，从洗碗、扫地到招呼客人、管理酒水，我每天加班到很晚，总是最后一个才离开饭店，勤恳逐渐给我这个带罪的人换来了希望和信任，陈老板将空缺下来的业务经理这个职位安排给我，此时，我的收入也从100多元提高到八九百元。处境的变化让我的关系圈子变得复杂起来，开始有酒水商不断地来攀关系，谈回扣，但我觉得要对得起陈老板，都一一回绝了。2000年，我在达州认识了女友玲玲(化名)，和她同居到2001年，玲玲生下女儿安安。
虽然生活安定了，但我时刻都感觉有人在后面追赶我，我害过的那些人都活生生地出现在梦里，折磨得我无法安睡。常常睡到半夜，在恶梦中惊醒。与此同时，又听说曾和我一起偷盗的伙伴相继被抓。设想到陈老板和玲玲在得知真相后极为失望的表情，我胆怯了，悄悄地逃离了达州。
这次离开后，我奔逃于各个城市的救助站，从上海到云南，从云南到西昌，从西昌又回到了成都。
2003年，我在成都街头偶遇玲玲，自从我逃离达州后，既不敢找她，又没有联系方式，所以与她们母女失去了联系。而今在成都相遇则让我感慨万分，女儿只有2岁多，却乖巧得让人说不出的喜爱。长期在外漂泊，此时此刻，让我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尽管这只可能是短暂的，但我还是重新将玲玲母女安置在红旗二队的一间出租房里，我靠打点工，偷点东西，拾破烂，重新过起小日子来。
平静的生活又过了两年，2005年，我的心病又犯了，突然连续几天夜都在说杀了人的梦话。在玲玲的一再追问下，我告知了她实情，她十分害怕，当天就要离开，我好话说尽才挽留住。一周后，我们因小事争吵，我动手打了她，这可能加重了她对我的恐惧。等我打了牌回家，她已将所有的值钱的东西和女儿安安带走了。为了寻找她们，我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和托人打听，没有任何音讯。她才21岁，我理解她的苦处。
玲玲出走的痛楚和深深负罪感齐齐向我袭来，我感觉整个人都即将被压垮，我几经挣扎，决定不再逃亡，自首是惟一的解脱，我总不能让孩子一辈子都有个逃命的父亲吧。(本报记者刘静 杨柳 摄影李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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