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袁越（发自台北）
“到‘故宫’怎么坐车？”我在台北火车站门前的广场上拦住了一位中年男人。
“我也不知道哎，上次去还是读国小的时候，都记不得了。”
问过一对中年夫妇、两位家庭主妇和几个中学生之后，我终于听见了一个肯定的回答:“我知道，去重庆路坐304。”答话的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先生。
陌生的“故宫”
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重庆路，坐上了304路公共汽车向郊区进发。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士林区外双溪。这里山清水秀，蓝天白云。因为是郊区，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公车停在山脚下一个仿古牌楼下面，透过牌楼向山上望去，一座红檐蓝瓦的建筑屹立在山脚下，单独看显得很巍峨，可在背后那座山的衬托下却显得十分矮小。宫殿的建筑风格像极了北京故宫，只是外墙过分鲜艳的颜色表明这座建筑只有不长（40年）的历史。因为是依山而建，整座建筑并不是标准的坐北朝南，而是有些偏。
我跟着一群日本游客沿着左边的一条小路拾级而上，然后花了100新台币（合人民币不到30元）买了一张门票。100新台币是什么观念呢？我那天的午餐也是100新台币，共计有一小碗米线、一小碟酱肉和一碗加冰的豆花。走进展厅，我感觉馆内大都是日本游客，本地人很少。与北京故宫不同的是，在这里本地人和日韩及香港地区游客从装束上看是分不出来的，只有听他们讲话。来参观的大陆游客很少，我去了4次台北“故宫”，只“听”到了一群大陆游客。
但有一个地方绝对是台湾本地人多，那就是“翠玉白菜”和“肉形石”的展台。我以前就听到很多台湾朋友提到这两件文物，说这是台北“故宫”的“镇宫之宝”。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两件有些奇巧的器物，作为文物的价值并不高。可是台湾人都特别喜欢这棵菜和这块肉，台北“故宫”顺应民心，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展箱内，是这里惟一永远不换的展品。
环顾四周，我发现展厅里摆放的多半是字画古玩之类的“细软”，大件的器物很少。和北京故宫相比这里更像是欧美的某个现代艺术博物馆，灯光全部集中在展品上，屋子其他部分显得非常昏暗。整个展厅布置得很现代，除了墙上挂着的不断播放“故宫”宣传片的高清电视外，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个“3D虚拟文物系统展示机”。这里的展品也不全是“故宫”文物，我去的那天就看到了一个“古地图展”，展品是德籍日裔教授饭冢一的私人收藏，很有价值。
“台北‘故宫博物院’不仅仅是保存文物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博物馆。”主任秘书刘昌信先生这样对我介绍说:“我们非常重视‘故宫’的教育功能，‘故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政府机构，而是力图为民众提供多种功能的服务。”刘昌信还告诉我，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大修，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老“故宫”人车不分道的问题，让参观者能够不受影响地和“故宫”主楼合影留念。明年大修完成后新“故宫”的使用面积将增加3743平方米，达到9763平方米，而且防地震防渗漏的能力都有显著增强。新“故宫”的门厅将建在地下一层，入口处新建了一个“亲子创意中心”，用可触摸的文物模型和多媒体展示的方式吸引小孩子。“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刘先生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孩子不像以前，吸引他们的东西太多了，于是现在台湾从事文物研究的人才越来越少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闻官刘玉芬小姐补充说:“台北‘故宫’对台湾中小学组织的教学参观活动一律免票，还有很多针对老年人、军人、消防员、残疾人和艺术院校学生的折扣措施。”另外，台北“故宫”在票价方面对外国游客一视同仁，去年台湾“观光年”的时候甚至对所有外国游客免票，结果吸引了60万外籍游客前来参观，占了当年全部游客总数的40%。
“因为现在‘故宫’大修，所以你买到的门票可以参观两次，实际上才合50新台币一张。”刘玉芬小姐几次提醒我台北“故宫”的门票比北京的便宜很多，而坐在旁边的资讯中心主任林国平博士更是语出惊人:“我看‘故宫’干脆别收费了。”这个美国密苏里大学毕业的电脑博士语速奇快，思维敏捷，是台北“故宫”新招进来的少壮派领导。他举了瑞典国家博物馆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想法不是异想天开:“自从去年瑞典国会取消了国立博物馆收费后，民众的参观模式和消费模式均发生了变化。参观者不用为了省钱而强迫自己一天全看完，而是更加随意，想起来就去看，一次只看几件。而且因为参观人数多了，博物馆内的纪念品商店和咖啡馆生意都好了起来，照样能赚到钱。”
不过，林国平也承认，像“故宫博物院”这样规模的机构必须依靠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才能生存。他和主任秘书刘昌信一样都非常坚定地认为故宫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两人在访谈中多次强调台北“故宫”必须转变形象和功能，变得更加亲民才行。而由林国平本人负责的“数位故宫”计划正是这种新思维的最佳典范。
数位的故宫
电视屏幕上，一个皮肤黝黑的大汉正在接受背部文身。镜头摇向文身师父手中的针头，他刻的竟然是西周金文！最后，黑大汉的整个背部全都刺满了古字，合起来一看，竟然就是著名的毛公鼎上刻着的铭文！
这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拍摄的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则广告不但每天在“故宫”展厅内播放，而且还被送到了电视台、公交车和街头的广告屏幕上。同时推出的还有另外4部广告，构思都非常精巧。这5部广告片就是林国平负责的“数位故宫”计划中的项目之一。据说播出后在台湾的中小学生中反应热烈，重新激起了他们对“故宫”的兴趣。
在台湾国语里，“数位”就是“数码”或者“电子”的意思。说白了这个计划就是用计算机技术把“故宫”数码化、电子化。据林主任介绍，“数位故宫”计划分成三部分，2001年开始的“数位典藏”计划就是用数码照相等方法对“故宫”藏品进行整理和清点。在此基础上，2002年台北“故宫”又开始了“数位博物馆”计划，即用互联网、光碟甚至电影等新技术重新展示“故宫”的收藏。为了保护文物，台北“故宫”把很多藏品都定为“限展品”，比如范宽的那幅《松山行旅图》，每三年才允许展出一次。“数位博物馆”计划让更多的人能够经常地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
“再举个例子:我们‘故宫’有一件‘橄榄核小舟’，是清代陈祖章的作品，在长度仅3.4厘米的橄榄核上雕刻出苏东坡游赤壁的场景，船底还刻有《后赤壁赋》300多字的全文，平常老百姓在博物馆只能看到一个非常小的东西，而我们用数位的方法可以把它放大投影到一整面墙上。”林国平用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了“3D虚拟展示系统”的重要性。这套系统把台北“故宫”著名的5件收藏品——翠玉白菜、毛公鼎、橄榄核小舟、转心瓶和象牙球进行多角度拍摄（每件文物至少拍摄360张高清数码相片），然后合成为一个个整体的3D数码影像。参观者仿佛走近一个虚拟的展览大厅，按几下电钮就可以对文物随意旋转、放大和透视，甚至胜过自己把玩真品。
“我们还与一家游戏公司合作，开发了一套商业性的文物游戏！”林国平的话让我越来越惊讶。“这套游戏取名为‘神器活现’，由我们出资2000万新台币，合作公司出资2600万新台币联合研发成功，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测试，预计今年10月正式上市。在这款游戏里，‘故宫’文物的形象被巧妙地融进了游戏中。比如我们有一件青铜器叫‘牺尊’，在游戏里就转化成游戏人物豢养的宠物。这样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地认识了这件文物。”
“最后，如果小朋友感兴趣的话，我们开发的‘数位学习’计划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林国平继续着他的介绍。这套2003年开发的系统其实就是网上课堂，取名叫做“E学园”。这所网上学校非常专业，不但每堂课后有作业，而且还有各类考试，很像正规的学校。“E学园”目前开设了青铜器和瓷器课，还要陆续开发绘画、书法和玉器课程。目前已有7000个注册学员，效果很好。
林国平介绍的这些新服务都可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网站上看到，可惜的是，大陆网民无法登陆这个网站，“数位故宫”和大陆无缘。
《经过》故宫
中秋节前一天的下午14点，位于台大附近的摇滚酒吧The Wall门口排起了长队，200多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这里参加电影《经过》的影迷见面会。主持人找了5名影迷上台，依次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来看这部电影，5人的回答惊人地一致:我们想见桂纶镁！
《经过》的女主角桂纶镁是台湾新生代女明星，模样清纯。她主演的《蓝色大门》在台湾和大陆都很受欢迎。和她演对手戏的是台湾资深演员兼导演戴立忍（《台北晚九朝五》的导演），以及日本歌手兼演员荫山征彦。这个模样俊秀的日本青年曾经在北京和台北都待过一段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片中扮演一个汽车设计师，来台湾“故宫博物院”寻找苏东坡的《寒食帖》。桂纶镁演的是“故宫”助理研究员，和戴立忍扮演的一位帮“故宫”撰写故事的自由作家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荫山征彦的到来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部电影是‘故宫博物院’投资拍摄的。”主任秘书刘昌信的介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之所以要拍摄这样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故事片，就是想用更加生动的手法来宣传‘故宫’。其实这部电影间接表现了‘故宫’的很多方面，比如它讲述了当初文物是怎么来台湾的，以及‘故宫’是怎样保存这些文物的。电影里桂纶镁一直很想进去的那个山洞就在台北‘故宫’后面的山里，‘故宫’的所有文物都保存在那里。”
“台北‘故宫’近期出资拍摄的三部电影请的都是名导演。”林国平补充道，“一部是王小棣拍的《历史典藏的新生命》，讲的是现代艺术家怎么与古老的故宫互动的故事。另一部是侯孝贤正在拍摄的《盛世里的工匠技艺》，讲的是文物背后的匠人的故事。这两部都是纪录片，都不会进电影院，但都会去大学展映，然后可能会出DVD碟片。我们可能会考虑去大陆的大学展映，但不大可能在大陆出DVD。一来台北‘故宫’名称前面的‘国立’二字犯忌，二来大陆的盗版也让我们头疼。”
“《经过》是惟一会上院线的，9月底就要在台湾全面上映了，据说预售情况良好。”林国平继续介绍到。台湾的媒体暗示这部电影模仿了《达·芬奇密码》，但导演郑文堂否认了这一点。这位曾经获得过“威尼斯影展国际影评人奖”的年轻导演对记者说，这部电影的故事早在小说《达·芬奇密码》引进台湾以前就成型了，和《达·芬奇密码》扯上关系完全是宣传的需要。“其实这部电影里确实有一个秘密，”林国平解释道，“苏东坡的《寒食帖》原先经历过战乱，被烧过，后来流落到日本，是荫山征彦的祖父将其修复的，他到台湾来找这幅字就是想替祖父圆一个梦。另外，苏东坡当初是在被流放的途中写下这幅字帖的，荫山征彦的心情和苏东坡很相似，可以说他是通过寻字来寻找寄托的。”
“这部电影中的三个主角人生都不完整，都缺了一角。”林国平继续说道，“‘故宫’给了三人一个机会，把这个缺憾补上了。”
“影迷会看出这么高深的意义来吗？据我观察他们可都是冲着女明星去的。”我向林国平提出了我的疑问。
“确实，我去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博物馆，没有一家像我们这么做的。”林国平笑着说，“我们也曾经担心过，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度了。不过，佛家不是说‘三千法门’吗？‘故宫’也要有不同的形象，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一味曲高和寡又如何？不管观众冲着什么进的电影院，只要他们来看就好。”
不过，我在采访过程中也听到了不同的意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故宫”工作人员就向我表达了她对“数位故宫”计划的不满。据介绍，很多“故宫”文物都变成了现代商品，清朝皇帝的朝珠被发展成了项链，凤凰转化为女用挎包，文物图像可以变成MSN表情符号，“故宫”还与国际时装界的著名设计师合作，进一步开发文物的商业价值。这些做法均遭到了质疑。
对此，“故宫”现任馆长石守谦的态度也许比较有代表性，他说:“好的创新应用，来自于对原作品内容的透析与反思。早期‘故宫’也有过比较粗糙的做法，例如3D应用就是随便将某部分的构图变成3D立体，或者让画中坐着的人物开始走动。但是随后就会发现，这只会扭曲原作品的精彩之处。所以，现在研究人员的第一步，都是要思考:艺术家为何如此设计？这件作品成为杰作的精髓为何？”他最后说:“数位化是科技驱动，但真正影响到了人文的内涵……（这些创新）正考验着故宫人诠释文物的深度与创意。”
但愿台北“故宫”能够禁得起考验。
熟悉的文化
我这次去台湾有幸和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吃了一次饭，蔡先生留了一头稀疏的长发，人极瘦，长得仙风道骨。他闭关7年，钻研理论物理，准备用漫画解释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聊天中我故意把话题引到了故宫上，蔡先生眼睛一亮，对我说道:“一只鼹鼠，生出来就知道爬树吃果子。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体内有鼹鼠的基因。故宫保存的文物代表了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基因，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就是因为这些古老的文化。”
“您喜欢收集文物吗？”我问。
“我家里收藏了300多尊佛像。一次一个外国人到我家玩，看到这些佛像，觉得我的家很有中国特色。可是我指着自己的胸口对他说:看这里，这才是最中国的东西。”
走出饭馆已接近午夜，空气终于凉了下来。台北的街道虽窄，但是非常干净。街道两旁的建筑不是很高，于是经常可以见到一座中国式的寺庙夹杂在店铺之间。马路上车子虽多，但都很守规矩，很少听到喇叭的声音。行人也都非常遵守交通规则，而且显得很有礼貌。那天正是中秋夜，大街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家老小坐在外面烤肉。望着台北人坐在一起烤肉唠家常的样子，我突然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他们虽然用西式的烤肉代替了甜腻的月饼，但他们过的依旧是中国的节日。他们的口音虽然听起来“怪腔怪调”，但仍然是我们熟悉的国语。满街的繁体字虽然看起来有些别扭，但其实这种古老的文字反而让台湾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祖先。
“台北‘故宫’的这些宝贝什么时候才能去大陆展出呢？”采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案都是“不知道”。刘昌信先生解释说，台湾方面是怕文物的归属问题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而林国平则强调说，故宫文物不应只放在一个地方，因为它们属于全人类。他还提议把台北“故宫”文物的数位模型授权给北京故宫，恢复这些文物在紫禁城里的场景。
结语
电影《经过》里有的一个镜头，桂纶镁指着一个甲骨文的“人”字对荫山征彦说:古代汉语的人字就是一个人伸出一只手。人与人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提携。确实，故宫的文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只有当这些死的文物和活生生的人发生了关系，它们才会获得价值。而我们保护这些文物不是因为金钱，而是因为它们身上蕴藏着我们祖先的基因。先人通过这些文物，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陌生的台北“故宫”的背后，是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中华文化。文化的纽带是任何人都无法割断的。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