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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学者解读十六届五中全会“先富论”向“共富论”的转变思路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期间，“共同富裕”成为与“神六飞天”一样牵动国人神经的热点话题。
本报记者 刘炳路 北京报道
10月8日，一篇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倾向增加穷人收入”的报道占据了各大网站以及多家报纸头条。
这篇报道由三名新华社记者执笔。在该报道以及3日后的一则追踪报道中，记者分别援引了分析人士的观点称，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
报道认为，中国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穷人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富人则更富的不利局面。
随后几天，“共同富裕”成为与“神六飞天”一样牵动国人神经的热点话题。
共同富裕的重心转移
“不是抛弃先富论，而是先富论下战略重心由先富向共富的转变”。10月12日，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博士这样理解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精神。
11日，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形成的《全会公报》描述了“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与此相对应的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单位能耗指标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
同时，使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
辛鸣认为，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体现的最突出理念是建立和谐的社会体系，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位总设计师在阐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达到共同富裕时指出，先富带后富的同时，应该避免贫富两极分化。
“不能穷的愈穷，富的愈富。”针对“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一贫富差距，邓小平当时的设想是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在辛鸣看来，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形势已到了这一时刻。目前，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人均GDP1000美元的十字路口
“人均GDP1000美元”，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眼中，这个数字还有另外一种解读。
新华社记者援引了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称，“从世界范围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一段时期是社会矛盾易激化、易出现反复的时期。汤敏认为，未来五年，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应该努力规避风险，避免重蹈一些国家的覆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借鉴。”
中国的领导人显然也注意到了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这个关键节点。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就专门针对这一阶段指出两种可能出现的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在此次“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人们注意到，除了提出将继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外，还表示将“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
10月11日公布的“五中全会公报”让辛鸣等中央党校的专家感受到，缩小当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趋势是十一五期间中国改革的一大侧重点。
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是，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测算，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人均年收入低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有8517万人口属贫困人口。
若按联合国国际贫困标准（折合约相当于人均年收入约900元）测算，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1亿人，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
城乡差距不仅使众多的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同时也使城镇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新华社记者援引的一系列数字是：“十五”期间，全国GDP年均增长8.6%，但在工业领域，高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步伐却十分缓慢，就业增长率仅为0.7%，2004年甚至首次出现负增长。
此次“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对此强调，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
调控东西部地区财富分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说，从GDP数据来看，“十五”是超额完成任务，但是“十五”提出的产品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的矛盾、区域结构的矛盾和城乡结构的矛盾四大调整目标，依然没有实现，有的问题更为严重。
官方研究机构的测算数字正印证着刘福垣的观点。
目前，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已扩大至10多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实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5到6倍。
另一方面，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正是贫穷的西部地区。
据国务院扶贫办调查，连年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农户76％生活在西部的山区，这些地区向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担生态破坏的成本，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
目前，这些地区还有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环保设施几乎为零，由此导致贫穷和污染交加的恶性循环。
一位中央党校专家认为，有效的解决方式是，十一五期间，中央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财富分配做出更有力的调控，并使财政收入由建设高楼大厦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和公益事业转变。
建立各类补偿机制
“完全可以让北京向内蒙古地区购买蓝天嘛。”
辛鸣分析，下一步国家将建立补偿机制，根据不同地区内不同的资源、人口、经济、环境总量来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与考核标准，让生态脆弱的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平衡各方利益。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和辛鸣认为，要达成上述愿望，关键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的关系。
而让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在固有GDP考核目标下形成的发展理念能否转变，从而影响到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实施。
比如，就产业结构下的贫富差距来讲，经济相对发达的东、中部地区所存在的大量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低效益的行业和企业，作为在前一轮经济增长中获利的既得利益者，是否甘愿在“十一五”期间退出市场？如果退出，该如何转型，这些都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棘手问题。
城市税收反哺农村
在当局者着力解决我国区域结构矛盾同时，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将享受更多的经济成果。
来自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调查数据，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70万；第二个十年年均减少620万，“十五”前4年年均减少150万。但仍有46％的农户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7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
“必须让贫困人口享受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辛鸣担忧，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将使其相对弱势地位更为严重。
按照有关专家的预测，在中国维系多年的工业增长模式，也将进一步向工业、服务业共同增长的模式转化。
辛鸣认为，在“十一五”期间的增长方式转化过程中，工业将反哺农业，城市也将反哺农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卢中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出过同样的看法，“十一五”期间，政府将从宏观政策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惠及农民。
“‘十一五’时期重点投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新增财力，其增长幅度还会大大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辛鸣分析。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和辛鸣还提出可通过试行税制改革，即“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的方式来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实际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提出过这个观点：“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辛鸣认为，“十一五”期间，用税收和财政收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建设农民公共基础设施，就是让农民得到实惠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防范“不透明的财富”
10月4日，新华社一篇《一场婚礼花费超过一个农民一辈子收入》的报道高居人民网网友热评排行榜的头条，70％以上的网友所关心的问题是“钱是哪里来的”，并有网友加入了“是否该仇富”的辩论战团。
“如果财富是靠劳动、科技进步并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的，没有人去仇视。”辛鸣认为，“欺贫”的存在，才会产生仇富心理，原因在于，中国不少既得利益者取得财富并非靠正常的手段，相当多的富裕者背后，是不阳光、不规范、不透明的操作。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能源吃紧的当下，许多干部参股煤矿，大量无证煤矿顶风开采致使事故多发，也由此导致大量财富的非法转移。
辛鸣认为，缩小贫富差距，让更广大的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必然要打破原来的利益结构，达成新的分配，肯定会遇到阻力。
比如，当国务院发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企负责人在9月22日前从煤矿撤资的决定后，效果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彻底。
据《中国青年报》9月23日报道，西部最重要的煤炭基地—————内蒙古自治区并无一人申报和撤出“官股”，有关人员宣称“宁不当官也不撤资”。
“用政策、制度调控，使他不得不接受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
辛鸣了解到的情况是，十一五规划中将在循环经济、提高土地价格、提倡节约、鼓励发展小排量汽车方面做出配套的制度安排。
辛鸣说，具体的制度安排在明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肯定会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他认为，在“十一五”期间通过配套措施杜绝非法掠取财富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应防止通过“杀富济贫”方式退回到平均主义。
“不是对现有财富的均贫富，而是对财富增量再分配的改革。”辛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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