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浙江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课题调查。”陈惠雄说。

　　这项调查是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浙江不同人群快乐指数与和谐社会模式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通过分析回收的数据，陈教授发现：在浙江的职业人群中，快乐指数最高的人群是公务员与企业经理，最低的是离退休人群；城乡居民的最主要快乐源泉为健康与亲情，而不是个人收入；收入增加带给农村居民的快乐要远大于城市居民；而亲情带给城市居民的快乐则要大于农村居民；缺乏闲暇给城市居民所带来痛苦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居民等。

　　这份调查表明：浙江城乡居民在苦乐体验方面差异很大。“尽管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但是由于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城乡居民苦乐体验方面的差距依然显著。农民在亲情、收入、消费诸方面的快乐明显少于城市居民。”陈惠雄。

　　根据调查结果，城市居民在身体健康、知足充裕、心理健康、成长进步、心态平衡、自我接受与家庭氛围七个方面的认同度要显著高于农村居民。而在目标价值、社会信心与人际适应三方面城乡没有明显差别。

　　在对主要痛苦源统计上，城市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健康、工作、收入、人际关系、缺乏闲暇等，农村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收入、健康、工作、人际关系、孤单。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主要是以我自己创造的‘快乐经济学’为基础进行的，通过分析数据，看哪些因素对人们的快乐构成影响，研究快乐与经济的关系。”陈惠雄介绍。

　　他向记者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快乐状况调查，“国际上一般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以下，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成正比。5000美元以上，则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不具有相关性了。比如美国近50年来快乐指数就一直没有提高过。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使人们更加快乐，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没有意义。”

　　【调查结果】

　　公务员、企业经理人最快乐

　　从这次调查的数据中可看出，浙江不同职业人群的快乐指数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人员的快乐指数最高，快乐指数最低的为离退休人员。与其他职业人群相比，浙江农民的快乐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换句话说，职业区别已经成为今天人们快乐指数存在差异的重要影响因子。

　　西方心理学专家安德鲁、维斯利等提出的“主观幸福感”理论认为，99％的人是否幸福受到主观性对生活的评价影响。不同职业人群的快乐指数因受职业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工作压力、自由度等因素影响，而存在显著差异。

　　少数人认为快乐主要源自工作

　　调查显示，城乡分别只有5.4％与2.9％的比例的居民，其快乐主要来源于工作。相反，却分别有17.7％与16.5％的居民认为其主要痛苦来源于工作压力。这表明浙江省居民工作环境处于劣态，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多于快乐。

　　在很多人眼里，宁波人老俞算是一个成功人士，曾经在北京做过杂志主编，两年前回到家乡宁波做生意，开的几家店生意都不错，妻子事业顺利，7岁的儿子聪明乖巧。老俞自己的感觉也很好。“我很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给家人、给自己创造快乐。”老俞说。但是有时候老俞也会有感慨，自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却做起了生意。“社会变化发展太快，而且现在熙熙攘攘，都在为利而来为利而往，我和生意上的朋友基本没有共同语言。”老俞感慨说。

　　城市居民的工作压力较直接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农村居民的工作压力更多地体现在对收入的关注上。不容忽视的是，接近20%的城乡居民认为工作压力成为其第一痛苦源。这表明，浙江的工作压力仍然较大。

　　城里人比农村居民更看重家庭氛围

　　与一般人印象中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并不比城里人更看重家庭氛围。在家庭氛围方面，农村居民认同感不如城市居民强。

　　“由于农民普遍收入低，基本生活满足上存在一些问题，由此经常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为家庭资源配置的争夺而损害了亲情，这种情形经常演化成为亲情疏离的重要原因，使得其从亲情中得到的快乐弱于城市居民。”陈惠雄对此解释说。

　　另外，家庭氛围城乡存在显著差异可能与部分农村人口长期聚合或长期分离相关。一家人长期居住在同一个环境，有可能导致其亲情的边际快乐感减弱。而浙江农村人口外出比例较大，有60％的农村青壮年劳力，10％的农村总人口外出打工。

　　这种情况造成了这部分农村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关爱障碍，导致其亲情快乐感的下降。这也反应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却使这部分农村居民难以感受到亲情的快乐。

　　收入对农村居民苦乐感影响较大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在身心健康，家庭氛围与社会满足度、收入满足感及幸福度自我评价等方面均显著低于城市居民。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很多的农村居民还在为收入不足而痛苦，同时，有更多比例的农村居民的痛苦与快乐主要来源于收入，这一现象表明，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苦乐感的影响比城市居民强烈。”陈惠雄说。

　　快乐源自健康和亲情

　　在快乐来源方面，健康与亲情是城乡居民快乐的主要来源。城乡居民分别有51.0％与50.6％的比例认为其快乐最主要来源于健康，有27.4％与20.9％的城乡居民认为其快乐最主要来源于亲情。

　　在缺乏闲暇方面，城市居民的分布比重为8.63％，高出农村居民3个百分点。这表明，城市居民对闲暇的需求多于农村居民，换句话说，城市居民在较小的经济压力状况下，继而转向对闲暇的需求。这种需求层次的提升表明浙江省城市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

　　不健康让人最痛苦

　　城市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为：健康、工作、收入、人际关系、缺乏闲暇等，农村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为：收入、健康、工作、人际关系、孤单；这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在较大范围内减轻农村居民的痛苦。

　　在孤单方面，农村居民的分布比例为9.73％，高出城市居民近2个百分点。这表明，有更多的农村居民无法从家庭或友谊上获得快乐而在承受着孤独所带来的痛苦。亲情与孤单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孤单可能来之于常年在外打工或单身的影响。因为，农村的单身大龄男子正在迅速增加，这些农村居民的存在增加了农民为孤单而感到痛苦的比例。

　　【调查情况】

　　2003年12月开始，陈教授共发放调查表16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89份。在受访人的性别、年龄分布、学历分布、职业分布、地区分布等方面均有精密的设置。

　　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

　　1.被调查者基本信息。包含性别、年龄、职业、地区及受教育程度共5项。

　　2.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问卷涉及到被调查者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一些做法或看法，包括目标价值、身体健康、知足充裕、心理健康、成长进步、心态平衡、社会信心、人际适应、自我接受与家庭氛围10个分量表，每一分量表包含2个问题，共20个问题（该研究以快乐状况代替主观幸福感，以快乐指数代替幸福指数）。

　　3.苦乐源判断。该部分包括快乐源与痛苦源共两个判断题。快乐源为：健康、亲情、工作、环境等共10个选项。痛苦源为疾病、个性、人际关系、收入等10个选项。

　　4.收入满足感、社会满足感、幸福度自我评价。该调查表按满足程度分为6个判断维度，分值愈高愈满足。

　　【】

　　“快乐指数”是城市最强竞争力

　　在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罗佩克·克劳罗斯博士报告中公布的“2004年度世界城市竞争力排位”中，北京、上海排名比较靠后，北京仅列第35位。经济学家解释北京、上海为何排名靠后时说：衡量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要看普通市民是否比较轻松地生存。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近期刊登萨拉·凯特坦普的一篇名为《快乐是新的经济指标》的文章，认为快乐是衡量一个国家相对成功的最佳指标，而不是GDP。快乐需要什么？其实很简单：政府的效率与公正，财产的安全，分配的相对公平，较轻松地生存等，都是一些与个体生命感受息息相关的东西。能把这些给百姓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能获得这些的百姓就是快乐的百姓。

　　北京上海广州六成人因工作不快乐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8月，友邦顾问市场调查公司采用整群抽样CATI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京沪穗三地公众的“快乐指数”。

　　超过六成(61.8%)的被访者表示，不快乐主要是因为工作，尤其在上海，比例高达80.2%。北京和广州的比例分别为44.4%和50.6%。表示不快乐的原因是收入问题的有38.2%，此类人群在上海和广州居多。58.6%的被访者表示工作期间比较快乐，上海和广州的比例高于北京。

　　因为家庭而不快乐的为29.4%，广州被访者高于北京和上海。表示因爱情而不快乐的有5.9%，此类人群只在广州存在，比例为18.6%。因健康问题而不快乐的为2.9%，此类人群只在上海存在，比例为6.7%。

　　45.5%与家人关系不好而不快乐，北京比例超过六成，上海和广州比例分别为40.6%和33.3%。表示因家人不快乐，导致家庭不快乐的为27.3%，北京和上海的比例分别为33.3%和39.8%，广州无此类被访者。

　　(见习记者蔡明东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