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民主国家的核武器的程度不亚于担心独裁国家的核武器的程度……要知道，即使动机再好，也可能因为一次误算或意外，发动一场核战争、一场核力量的大屠杀”——巴拉迪

　　10月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和夫人艾达·卡切夫坐在维也纳家中，观看今年诺贝尔奖揭晓的电视直播。

　　此刻，巴拉迪还没有收到来自评选委员会的例行通知电话。“生命中有很多比获奖更加重要的事情。”巴拉迪刚要如此安慰坐在身边的妻子，就听到了“令人惊喜的消息”，他和他所在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共享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位63岁的埃及律师和外交家事后向《纽约时报》回忆。

　　巴拉迪用“感激、自豪、充满希望”这三个词来概括他的感受。两年前，巴拉迪就因试图阻止美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进攻伊拉克而成为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有力候选人。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为一个政治实体

　　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应授予那些在“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的工作，最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原则。通过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国际原子能机构防止了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巴拉迪更是勇敢地站出来呼吁加强这种体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郑重宣布。

　　“得到消息是周五，维也纳总部还来不及组织庆祝活动。但大家都很兴奋。”国际原子能机构新闻发言人马克·维德瑞克尔(MarcVidricaire)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引用巴拉迪在维也纳的发言：“这个奖承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坚守的多边主义在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争端中的作用，它坚定我们的信念在应对强权的时候，我们将坚守事实。”

　　巴拉迪1942年出生于开罗。他的父亲曾是埃及律师协会的主席。子承父业，巴拉迪20岁获得开罗大学法律学士学位，22岁步入外交界，在埃及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1974年，他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留任教授国际法课程。1984年，巴拉迪进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13年后接替布利克斯，成为总干事。

　　1957年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是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原子为和平服务”演说的直接产物。但此后，世界格局剧烈调整，该机构的很多抱负在政治上都行不通，因而转向核能实验室的建立，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核技术研究。

　　马克·维德瑞克尔介绍说，1968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得通过，按这个条例规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实际上被局限在当时已宣布有核的美苏英法中五国，其他国家则要放弃核武器的买卖权，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本国核材料签订全面的安全措施协议。

　　然而，在美国分析家和媒体的眼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真正由一个不受关注的科研性组织变为“在全球核扩散大讨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实体”，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进行了一系列核查。

　　“自从国际原子能组织介入伊拉克、朝鲜等国的核项目危机，它的职能就不再是原先审计各国核活动的一个科研机构了。我们需要对有核武器国家和那些寻求核武器国家之间的高风险争端进行仲裁。”巴拉迪说。

　　多边主义哲学

　　巴拉迪的多边主义处事原则，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逐渐上升的仲裁地位，不可避免地挡了美国的道。布什政府多次在不同场合职责巴拉迪在两伊核查立场上不够强硬。而不卑不亢的巴拉迪总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法学家的严谨，不紧不慢地“用事实说话”。

　　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重建核项目大造舆论，试图推动进攻伊拉克的进程。当年3月7日，巴拉迪在向安理会提交的伊武器核查最终报告中称，“经过三个月的检查，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确切的证据或者模糊的迹象表明伊拉克重新启动了核武器计划。”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

　　“伊朗的确可疑。但是可疑不等于明确的证据。”巴拉迪说：“在此刻，我们的报告仅能说明伊朗背着国际原子能组织从事了为期17年的一系列核项目。而不能说明这些核项目将用来从事核武器研制。”

　　2004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改选，美国反对巴拉迪再次连任，因为根据日内瓦条约，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最多连任两届。

　　美国的“倒巴”计划并没有得到欧洲盟友们的支持。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说，巴拉迪作为多边国际组织中寥寥无几的阿拉伯外交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在布什政府内部，也有人支持巴拉迪，他们认为作为穆斯林，巴拉迪享有不可多得的“公正”威望。

　　“在伊朗问题上，(他)对美国利益有益，而且巴拉迪也是促成德黑兰核项目谈判的最佳人选。”美国政府内部一位匿名官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如此评价巴拉迪。

　　尽管外界喜欢把巴拉迪与“反美”联系到一起，但巴拉迪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言辞激烈、有反美情绪的人。相反，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他十分懂得外交舞台上的妥协之道。

　　“他在政治上十分敏锐和谨慎。”蒙特利尔研究员、核扩散专家诺瑞斯·施因曼(LawrenceScheinman)说，“他知道一次失足就会极大地损伤国际原子能组织。”

　　全球的核风险

　　巴拉迪是国际核事务的仲裁者，更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当家人。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言人马克·维德瑞克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际原子能机构从去年开始入不敷出，主要原因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该机构，他们在“安全措施”这部分的投入也逐年增加。

　　尽管美国给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捐助正在逐年减少，与之共享的国际与核相关情报也在缩减，但美国仍然是该组织最大的贡献者。

　　事实上，巴拉迪公平、公正的处事作风不仅是外交策略，也反映了他个人看问题的视角，这个视角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各国政府合作平台的要求，达到了一致。

　　2003年3月巴拉迪与《纽约时报》对话时说：“我能理解朝鲜试图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欲望。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安全系统运行得不好。现在的情形是有限的几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一些国家处于北约核保护伞下，但是其他大多数国家都被丢弃在一边。只要这些国家认为核武器这种威慑方式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就会效仿那些核武器既有国家。”

　　“我希望看到的是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摧毁他们的核工厂。我担心民主国家的核武器的程度不亚于担心独裁国家的核武器的程度……要知道，即使动机再好，也可能因为一次误算或意外，发动一场核战争、一场核力量的大屠杀。”巴拉迪曾这么说过。文/陈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