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五中全会新在哪里
文 ／ 本刊记者 袁 元
“五中全会公报颇多新意，有的是老话题赋予新内涵，有的则是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的新提法，既全面又深化，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又符合国际规律”——谈到刚刚闭幕的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宝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公报“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对于稳定民心，以及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看来，公报指明了“十一五”的重要定位，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十一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变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我国的体制模式、发展模式已发生了深刻变革，市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
“规划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标志着党和政府对于发展的认识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经济学家常修泽如是说。
五中全会公报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与勾画出“十一五”规划的脉络，其中的新意，《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总结诸多研究者后归纳如下。
新意之一：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老话题赋予新内涵。
在韩宝江看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整个“十一五”规划中是一个具有红线性质的提法。从“九五”计划中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十一五”规划再次重提，这本身就很有新意。
“如果说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是一种选择，那么现在就是一种必须”。韩宝江这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九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量不足，也因此当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和动力都不足。经过“十五”的长足发展，目前，“供大于求、需求不足”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比过去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
王小广认为，目前这种依赖资源高投入实现的粗放型增长已对可持续发展构成极大挑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其必须与体制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
张立群认为，“十一五”期间，无论从市场的角度看，还是从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完善来看，都具备了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新意之二：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如何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全会公报中有一个很醒目的词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此，韩宝江指出，新时期要解决城乡差距，不能仅靠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因为即使将来实现现代化，城乡仍是并列的两个经济单元。这次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如何把提升农村经济、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统一起来，要以农村为区域经济的模块，考虑怎样让这一块经济活跃起来。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着眼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及对农民培训的投入，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村自身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实行“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实际上是把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方式、发展方式以一种新的思路提出来。“说到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是要跳出农村、跳出农业、跳出农民来谋划农村的发展，这对于提升农村、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维护农民权利，实现这一部分人的发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
常修泽指出，新农村建设不是简单改变村容村貌，而是一个全面系统工程：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又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农村政权建设、治理的内容，又有乡村文明建设的内容，这是农村的经济、社会的转型。在实践中需防止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狭隘化甚至庸俗化。
新意之三：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将其之于全局的意义提升到战略层面。
尽管表述不同，但五中全会中有关“自主创新”的论述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常修泽认为，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意义，已被提升到 “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层面上来。
韩宝江将“自主创新”视为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支点。在韩宝江看来，全会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于整个产业发展的判断，表明下一步政策、资金和人力投入将会向这个方面加强。同时，这也指明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提升整个制造业的制造水平。只有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加快了，经济发展才能摆脱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透支性依赖。
对此，张立群认为，我国发展工业化要形成一个加工制造业的体系，而其核心就是形成若干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过去对外开放“拿进来”，到“学会”，再到“创新”，这种变化表明我国产业发展的质的提高，也是工业化发展的新目标。
王小广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公报对于“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的强调是以往没有过的。我国较弱的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很大的挑战，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很难摆脱资源消耗型的粗放增长。
新意之四：ＧＤＰ增长目标从总量到人均。
公报中“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对此，王小广认为，人均ＧＤＰ翻一番指标是“十一五”规划中新的指标，经济增长的要求提高了，而且人均比总量能更具体地反映增长的质量。特别是公报中首次引入了单位ＧＤＰ能耗指标，对于资源利用率提出了一个强制、明确、量化的约束，体现出对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视，既可以实现一定的发展速度，又能够做到资源节约。
张立群也认为，这一提法针对性很强，而且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他指出，规划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也作为一个要求提出，这说明了政府对于经济运行认识进一步深化，也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提高的标志。
新意之五：鲜明地提出加快发展服务业。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体现在哪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是否工业的比重越大，工业化的程度就越高？对此，韩宝江认为，工业化除了工业比重的增加外，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比重的快速膨胀，也是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工业化分工细了，必然需要服务业来黏合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提高整个工业化的水平。
“尽管加快服务业过去曾提过，但是这次在‘十一五’中的分量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常修泽指出，现代服务业将是“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需要着重研究。
新意之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正式出现在纲要性文件中。
张立群认为，建设和谐社会将成为“十一五”时期的重要内容。“十一五”是改革的攻坚时期，经济体制将向深层次变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是适应市场调节作用、全面加入世界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之后的适应期，这种适应表现为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各种利益矛盾冲突趋于尖锐化。所以，在他看来，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有很强的预见性，是在更深的层面推进改革，同时也是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完成“十一五”目标的重要保障。
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的，社会保障、就业、社会公平等诸多问题在公报中都给予了更多的强调。韩宝江认为，这做到了既坚持效率，又注重公平。常修泽告诉记者，中国越来越走向一个多元的社会，在这种经济多元、社会力量多元情况下，平衡和协调多元之间的矛盾，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除了分配以外，要特别注意使社会成员享有机会公平、地位公平、规则公平，从起点上实现社会公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报将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视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提法。“十一五”期间将会加快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普及既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又标志着对人力资源的重视与开发。
同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提法也首次出现在五年规划之中，韩宝江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最本质的要义。“循环经济”正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出路与支点。
新意之七：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全国联动的大格局。
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十一五”期间一个整体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将全面展开。韩宝江告诉记者，公报提出了大城市、小城市协调发展、合理布局，表明区域发展的协调将成为重点，下一步要做的是结合各地特点细化分工，加大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和协调力度。
王小广认为，新时期的区域发展更强调整体协调。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要求，比如，东部率先，更强调质量的提高；中部加快崛起，则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都要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着体制问题；西部地区更为突出的是环境问题、基础设施的完善、扩大开放等。在针对不同地区的要求还要全盘考虑，统筹协调。
张立群提出，还需注意控制区域间的差距问题。此次提出的区域政策有很强的针对性，发挥了各个地区的自身优势，从各自区域的自身情况出发来谋划区域发展，这种区别对待、整体协调、联系的政策兼顾到了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
新意之八：“十一五”既是发展的规划，也是改革的规划。
“‘十一五’期间，改革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王小广认为，“十一五”对于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规划既是发展的规划，也是改革的规划。公报中提出“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王小广看来，这样的提法“分量重、要求高”。
公报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首位，韩宝江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改革的一种新的提法，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行政管理体制如何能够真正体现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新的发展思想。
张立群认为公报对于政府如何能够到位、归位的表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和鲜明。这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变革在今后5年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改革直接涉及到政府本身。核心问题是怎样提高党在政治上的凝聚力以及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管理水平，而政治的稳固，政府行政能力的提高也是市场发挥作用、推进改革的重要保障。
常修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十一五”期间的“改革”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上端化，直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深度化，向垄断行业、金融体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推进；三是人本化，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教育体制等诸多民生类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增强了改革的人文关怀；四是要从“参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两方面推进整个体制创新特别是涉外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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