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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一场遍及印度全国的大罢工造成了交通混乱、政府机构和国有银行关张的严重局面。在班加罗尔，光着脚丫的孩子们从停运的出租车旁走过。
33岁的拉杰什·拉奥居住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这是一个代表了印度经济变革繁荣典型的城市，有“印度硅谷”的美誉。
拉奥的计算机游戏公司就建在这里，分享着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好处。
就像许多以班加罗尔为基地的商人一样，拉奥所有的客户都在印度以外的地方，他每年都需要数次乘坐飞机前往美国。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你只需要向旅行社打几个电话就可以了。但是，一名正在拓展自己商业版图的印度企业家可能面临特殊的问题———“假如我想乘坐明天、或者是本周晚些时候的航班前往美国旧金山，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拉奥说。在班加罗尔运力不足的机场里，仅有的几个国际航班早在数月前就被预定满员，而曾经计划中的现代化新机场，现在还迟迟没有修建起来。
青年企业家拉杰什·拉奥的故事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当印度经济改革进行到第14个年头的时候，像拉奥一样的商人拥有巨大的新机遇，但是也不得不面对几乎同样巨大的障碍。虽然多年的改革让印度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过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作者、曾担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的比巴尔·贾兰在今年7月中旬发表的文章里所说的那样：“印度经济改革出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首先，一旦改革政策到位，就不会被推翻……其次，改革进展不一——在某些领域，改革一直很成功；但在另一些领域，进展极小或根本没有。”
经济改革初见成效
在印度经济史上，1991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印度爆发了国际收支危机，政府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5%，外汇储备仅有10亿美元，只够维持三个星期的进口支付。当时刚上台不久的拉奥政府不得不用黄金作抵押，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换回了28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这次危机也终于促使拉奥为首的国大党政府痛下决心，进行经济改革。当年的拉奥政府提出，印度经济需要走上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两项核心的改革政策就是私有产业的放开以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来拉动经济增长，推进社会福利改革。
在时任财政部长、现在已经是印度总理的曼莫汗·辛格主导下，印度政府开始全力推行举世瞩目的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为特色的、被称之为“四化”的新经济政策。
事实上，早在印度独立的最初阶段，印度政府就开始了针对饥饿和贫穷的长期斗争。200年的殖民统治导致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满足自己人民的基本需要，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当时的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种“国家主导市场”的政策，倾向于国家干预经济和高度保护重要国内产业的经济政策。这种“进口替代”模式在执行过程中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缓慢和不均衡。
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政府就开始逐步为经济引入开放的市场因素。1984年到1989年，拉吉夫·甘地担任印度总理期间，他领导的国大党政府就开始了经济自由化的初步探索。拉·甘地的尝试虽然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却同时带来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扩大和外汇短缺等问题，这为9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危机埋下了病根。这些危机最终引发了人们对上世纪80年代印度发展战略的争论和反思，并在集中爆发后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大刀阔斧地修整经济政策。
这些改革措施的最终结果是显著的，印度政府将最高关税率从1991年的400%降到了1998年40%，并一直保持到现在，而平均关税率则从1991年的60%降到了25%以下。此外，印度政府大幅度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涉，并对外国直接投资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
自1996年拉奥政府下台以后，历届印度政府都延续了经济改革的政策。从1991年以来，印度经济以平均每年5.9%的速度增长，2004年第一季度，印度经济增长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10.4%，而进口和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从1991年的17.2%增加到了2004年的30.5%.曾经将许多外国商品拒于印度大门之外的进口许可限制，也在2001年完全废除。
改革也极大刺激了投资，从1981年到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增加1.3亿美元。而在1991年改革后到1995年，外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增长8亿美元。从1996年开始，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幅度越来越大，达到平均每年增长29亿美元。
亚洲发展银行2005年的报告认为，印度经济的中期前景是趋于上升的。该机构预期，印度经济在未来2年后，年平均增长水平可能达到7.4%左右。
但是，上升的经济大潮似乎没有能托起所有的船。
新政策再遭民众冷遇
2005年9月29日，14年前开启印度经济改革之路的曼莫汉·辛格已经担任这个国家的总理一年多了，这一天，他面临来自铁路、能源及金融等行业将近4000万人抗议经济改革的大罢工。
在新德里机场，一位名叫曼杰特·辛格·普里的机场员工说，他过去20年一直在这里工作，对于政府提出的私有化方案非常反对。普里说：“如果他们想建一个更好的机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呢？这个机场不已经是世界级的吗？”这已经是辛格2004年5月当选总理以来出现的第二次全国性大罢工了，其目的在于抗议辛格自当选以来就开始推行的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增加对电信业海外投资的限制，海外投资的比例从74%下调为49%，航空业从49%下调为40%，并计划放松对保险业和银行业的投资限制，第一次允许零售业在海外投资等。
法新社的报道称，由印度劳工组织发起的本次全国性大罢工活动，意在迫使印度政府改变其现行的经济政策。一名罢工组织者说：“这都是些不必要的私有化，对印度航空业实现现代化并没有好处。”这并不是印度经济改革第一次在民众中遭受冷遇。早在14年前，印度决定进行经济改革开始，这些政策就一直是各方争执的焦点所在，而多数公众对于改革一直缺乏热情，最终导致1996年拉奥政府由于私有化政策遭到反对而下台。
到了瓦杰帕伊执政期间，经济快速发展，外交硕果累累。2003年，孟买股票交易增长了73%，由于印度总产值23亿美元的外包工业所提供的收入较高的工作机会，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成为了中产阶级。
2004年初，瓦杰帕伊政府的财政部长贾斯万特·辛格甚至志得意满地夸口说：“在印度存在着一种崭新的自信感。印度的经济正在快速向着一个临界点发展，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印度的经济将极大繁荣”。在这种乐观情绪的鼓舞下，2004年4月，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决定提前五个月举行大选，并将竞选活动的焦点集中在印度经济的强劲表现上，当时人民党的竞选广告甚至提出了“印度光芒万丈”的口号：“你不曾有更好的机会光芒万丈”。但是，选民们却用选票把经济成绩斐然的瓦杰帕伊的人民党政府赶下了台。
可以把这简单理解成为民众对改革的反对吗？印度的情况似乎比这复杂得多。
改革缺乏政治共识
从某种程度上说，从1991年被迫开始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开始，印度经济改革的主张就是在没有政治共识的条件下由少数派政府推出的。就像印度学者迪潘克·纳亚尔指出的那样，关于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共识，只存在于一部分大工业家、中小业主和知识界，“即富人、文化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当中”，“但并没有为穷人、无声无息的人们所接受”。
而无论是最先倡导改革的拉奥政府，还是其后继承了经济改革路线的其他历任印度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都没有逃脱短期目标的束缚。一方面，政府的经济政策关注收支平衡、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等政府经济问题和提高工业化效率的问题，并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就，另一方面，大多数普通国民的就业、教育、贫困等切身问题，却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关注。
在印度，每天生活开支不到1美元的贫困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
虽然印度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过去10多年里一直在下降，15年来，印度城市贫困人口比率从39%下降到24%，农村贫困人口比率从39%下降到26%，但是由于人口增长，贫困人口的绝对总数仍然没有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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