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去世了，这消息的到来，并不让我吃惊。他活了101岁，应该是长寿，是喜丧。巴金自己早就说过：“长寿是一种惩罚。”按照中国的古话是：寿多则辱，这个辱不是耻辱的辱，人为加给他身上的荣誉已经够多了，这辱说的就是痛苦。现在，巴金解脱了，祝愿他升入天堂，和妻子萧珊相会，再没有人打搅他。
我是没有资格对他的文学成就和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说三道四的。作为读者，我喜爱他“蘸着自己的心血”写出来的作品，那里洋溢着善良、真诚、正直、朴素和广博的爱。我敬重他“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的忏悔的勇气和品格，这是我们中国文人尤其缺乏的。他便和那些曲宦巧学、媚世苟合、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乃至棍子棒子搅屎竿子之类的文人，拉开了瞠目结舌的距离。他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现在，他离开了我们，他证明了自己的话，无悔无愧，我们依然感受得到他的感情他的爱。
同为作家，我离巴金很远，虽然他是中国作协主席，我从未见过他，也从未听过他讲一次话。以前，他只是活在他的作品中，后来，他活在病床上。我认识他，只是从他的作品，还有他的言论，比如重要而影响至深的关于“说真话”和“建立文革博物馆”。在这之后，可以说是“从此三篇收泪后，终身无复更吟诗。”他躺进上海的华东医院里，成为了中国文坛的一个符号和象征。他不再也不能说话，却起着任何一个文人都无法起到的作用，是真正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晚年的巴金，让人感到他人格的力量，也让人感到文学的孱弱，有时显得那样的单薄无力，而只能够依仗着病榻上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依仗着格言式的语录，去链界文学，去超越文学，使得文学不再只是专业性的术语和小圈子里的谜语，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话题。
巴金的时代，是中国文坛一个特殊的时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时代。巴金的存在，熬得比他年龄小的人，出身未捷身先死。巴金的存在，让中国作家感到惭愧，因为迄今为止尚未能够有一个人能够当之无愧地赶上并顶替他的位置。君自千秋照，人谁百岁看？巴金的故去，是巴金时代的结束，不敢说中国文坛将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时代，却可以说将是一个怀念英雄的时代，怀念的是巴金自己曾经格外喜爱引证的“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高高地举在自己的头上”的丹柯式的英雄。
我想起坊间曾经流传的一句民谚：巴金不如铂金，冰心不如点心。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中，新一代人对文学和巴金的冷漠，是必然的，不必过多的责怪。值得责怪的是我们自己，巴金的话，我们真正理解了多少，又做到了多少。我知道，巴金的去世，会有许多纪念文章如我这单薄的文字一起先后出笼，甚至谬托知己，墨笔生花，洋洋洒洒。我猜想，巴金在九泉之下，会宽厚地微微一笑，看我们的表演，因为早在1988年他给自己家人的信中就极其清醒地说过：“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多。”
肖复兴（北京作家 《人民文学》副总编）
巴金先生的去逝，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还是对于世界文学，都是一个重要的损失。作为中国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巴金先生一生都充满了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像郁达夫一样，巴金的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无法排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伤，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氲氤。他使中国古典文学中所沿袭下来的浓郁的感伤主义传统，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再一次获得了成功的彰显。在他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等一些重要作品中，虽然带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奔放的叙事激情，但是透过叙事话语的背后，我们也依然感受到浓郁的悲悯和感伤的成份。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金先生的创作发生了重要的艺术转折，他渐渐地蜕去了早期的某些理想主义激情，把抗争和愤怒慢慢地潜植在人物的心灵内部，以普通平民的生存际遇为叙事对象，更加强化了作品内在的悲剧意味，更加突显了作家的悲悯情怀。
但是，巴金先生的这种悲悯与感伤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它的艺术传达，不是基于对自身个人苦难经历的哀婉与倾诉，不是拘囿于创作主体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无望，而是源于他那内心深处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也就是说，他的疼痛是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秩序对人性的极端压制，他的悲悯是发端于人与人之间平等权利的被褫夺，他的感伤是针对着人与人之间赖以相处的和平之爱的缺失。所以，与同时代的其他感伤型作家（如张爱玲等）相比，他明显地拥有更为博大的苦难襟胸，拥有更为广袤的心灵视野，拥有更为劲强的人格力量。
这一点，在他的杰出代表作《憩园》和《寒夜》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部作品都以一种超越历史、超越阶级的生命之爱，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存之苦和精神之痛；都以一种人类景仰已久的悲悯情怀和体恤之心，展示了作家内心深处圣洁的人道思想和良知愿望；也都以一种诚挚的叙事态度直面着沉重的时代，直面着不幸的命运，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明确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的精神立场。
正因如此，1983年，在他获得法国荣誉勋章的仪式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曾这样评价到：“您却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生活。”而这，正是一个作家具有世界意义的核心品质，也是整个二十世纪现代知识分子伦理操守和卓越人格的代表。
洪治纲（ 杭州 文学评论家）
后辈文人追忆巴老出版《随想录》、倡立现代文学馆等事迹
郑敏（九叶派老诗人）：
巴金一直特别扶持年轻人
巴金的夫人是我的同学，但我只是远远看见过巴金。上世纪40年代，我在南京的中央通讯社作翻译时，经常会写一些诗发表在《大公报》的副刊上，1947年，巴金托人找我整理自己的诗歌，我把稿子邮寄给他，后来这些诗歌被收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书名为《诗集1942－1947》。
1948年我就出国了，在国外的7年间一直没有写诗的心境，有一天却突然收到他们从国内邮寄来的《诗集1942－1947》，感到特别惊讶，但是我知道巴金一直都是特别扶持年轻人的。
任溶溶（翻译家）：
“文革”时，巴老被称为“黑老K”
“文革”后期，巴金下放到我们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不敢叫他巴老，因为那个时候巴金被称为“黑老K”，我称呼他为李老。每次开完会，我都会陪他走一段路，但大家都只会谈谈家常的事，其它事没法谈。80年代，我经常要接待外宾。每个外宾来了总是要求要见一见巴金，特别是日本人见到巴金之后都会一个一个地请求与巴金合影，巴金对人很慈祥，但是其实巴金不太会讲话的，发言时都结结巴巴地。巴金去世，我感到很可惜，但是他已经活过了100岁，活着也很累。
丁聪（漫画家）：
我给他的作品画过插图
我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认识巴金了，但和他不是很熟。我给他的作品画过插图，后来曹禺改编他的《家》为话剧，我为他们搭过布景，后来我又给他画过一些肖像。巴金写过很多很好的作品，他的去世对中国文学事业来说是很大损失，我感到很难过。
范用（《随想录》出版人，三联书店前总经理）：
《随想录》出版，没做任何删节
范用向记者回忆了《随想录》的出版过程。“《随想录》先是在香港大公报的副刊连载。我看到了，觉得巴金是讲真话。在陆续发表的时候，听说有人说三道四，以至有人对大公报方面施加压力，企图腰斩《随想录》。后来正好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我打电话问候巴老，同时请求将《随想录》交三联书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很高兴地把书稿交给我，同意了，于是《随想录》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就是《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1987年，范用还亲自设计了版式、封面和包封出版了《随想录》精装合订本，另外还加印了150本编号特装本，供巴老赠送之用。
《随想录》合订本样本出来以后，巴金给范用发信表示感谢：“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的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的书市。”
范用告诉记者，不做任何删节的《随想录》合订本出版后并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但是让范用感到不解的是，后来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巴老的《讲真话的书》，其中选用的《随想录》第145篇《“文革”博物馆》一文，在目录页上只标出“存目”两字，正文页里仅有标题，第1026页整页空白。“巴老在这篇文章里说的不过是讲真话，提议要建文革博物馆：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
作为一位出版家，范用对巴金这位前辈非常尊敬，他介绍：“30年代，巴老和吴朗西先生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和‘译文丛书’，出版纯创作月刊《文丛》，都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也还觉得非常好。”
“除了出版《随想录》，我们交往不多，但是有一年去上海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当时巴老还能说话，神志还清醒，我们还照了一张照片。后来他的女儿李小林就劝我们不要去医院了，他插满管子也不能说话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周文翰 刘晋锋 甘丹
研讨会
本报上海专电（特派记者 曹雪萍）10月25日至27日，全球80多位研究巴金的学者将出席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的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邵燕祥、丁聪、陈建功，以及韩国的李喜卿、日本的山口守、俄罗斯的罗季奥诺夫等。本届研讨会特设青年论坛，从文本入手深入研究《随想录》。
据主办方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研究议题之一是探讨“新发现的巴金文献资料与当代思想文化关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刘涛的论文，名为《巴金先生的真话、身体和疾病———《随想录》研究》，以疾病的隐喻开掘“文革时期的巴金”的研究。
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称，之前对巴金以及《随想录》的叙述多局限于巴金自身的叙述，此次研讨会的相关议题从文本入手，解读巴金的心迹。与会专家中，学者李辉搜集了林林总总的文革小报对巴金的批判。“文革中知识分子的软弱与集体失语”将是此次研讨会的延伸议题。
“巴金的信仰”也是研讨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巴金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韩国学者朴兰英通过反思巴金早期作品指出：巴金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巴金并不同意为了国家而去战斗，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是人为制造的意识形态。
研讨会由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陈思和主持，他向记者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研讨会都将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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