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她给巴金写了第一封信，倾诉心里的苦闷，随后这位伟大的作家与这个小女孩通上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信。快七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女孩如今已成了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她，就是著名翻译家、作家杨宪益的胞妹、居住南京已长达五十九年的杨苡老人。

　　　“只想静一静”

　　昨晚8点33分，记者给杨苡老人挂去电话，老人的情绪显得很低落。“下个月二十五号，他就一百零一岁了，我以为他能过上这个生日。”老人说。虽然巴金病危的消息传出多次，杨苡老人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等到这位百岁老人过世的确切消息传来，杨老还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给她写了半个多世纪信、不停地鼓励她“相信未来”的那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永远地走了。所以，杨老向记者表示：她今天不想说任何话，只想静一静。

　　　十七岁给巴金写信

　　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之始要追溯到“一二·九”学生运动。那年，杨苡十六岁。当看着身边的一批批大中学生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出身封建家庭的她被牢牢地拴住了，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心中苦闷的她，就给当时最受中学生敬爱的巴金写信。那时，她刚满十七岁。巴金很快就给她回了信，不时地鼓励这个苦闷的小女孩，告诉她未来总是美丽的。1938年7月，杨苡离开天津去昆明读书。不久，日寇进占天津租界，母亲就把杨苡的存信给“处理”了。这其中包括从1936年到1938年期间，巴金写给她的十多封信。八年的抗战让杨苡的生活颠沛流离，不停变化的生活让她又丢失了几封巴金的来信，这让杨苡痛心不已。

　　　为护巴金信文革挨耳光

　　1946年下半年，杨苡定居南京，原想着不该再有什么损失了吧。十年的“文革”浩劫又无情地“卷”去了一批一直保存完好的信件，其中有两三封巴金所写的涉及对待文艺上的批判的看法的信笺。这还不算完，1969年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由于杨苡始终未主动交出仅存的巴金写给她的二十三封信（当时生怕被抄走，便托可靠的朋友秘密保存。）一位红卫兵在提审她的时候，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这是她一生中所承受的惟一的耳光。当时，那记重磅级的耳光几乎要把她打倒，但她还是在踉跄中站定。突然间，她痛切地感到本不该那么胆怯地听任自己的家人，烧毁那么多珍贵的信件，到末了还是躲不了这场羞辱。1970年，随着红卫兵对杨苡的审查再度升级，这二十三封信被迫交给了审查她的专案组。1972年4月，杨苡被“解放”了。这二十三封信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作者：韩红林/来源：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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