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傍晚，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巴金的离去，象征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时代的终结，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家》、《春》、《秋》和《随想录》这些传世之作，更有他的巨大精神财富。有评论认为，巴金象征了中国人的“求真意志”和“忏悔精神”，为20世纪中国精神史奠定了新的高度；巴金代表了中国人“说真话”的勇气，是极少数遭遇“文革”后没有以“受害人”身份一味谴责那个时代的作家，是极少数“直面自我”、“真诚忏悔”的伟大思想者。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真诚怀念巴金的全部理由。
——编者
文洁若(萧乾夫人、作家、翻译家):
在现代文学上，巴金仅次于鲁迅
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叫《俩老头》的书，是写萧乾和巴老的交往。出版还没到一个月，巴老就走了，让我感到心痛。巴老留给我们的，是丰富的文学财富和高洁的人格魅力。我认为，巴老在现代文学上的成就应该是仅次于鲁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写的《随想录》，体现的是知识分子敢于忏悔、自省和否定自己的真诚、勇敢。这本书在巴老的一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也使他的文学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
巴金改变了萧乾的命运
巴金从小就很寂寞，这也许跟他从小失去母爱有关。像巴金一样，萧乾也自小失去了母亲。经历的相似，让他和巴老很谈得来。1954年，我和萧乾结婚，那阵子萧乾不是很得意，在政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批趋炎附势的人都不敢理睬萧乾，但巴老每次到北京来都叫上我们一起吃饭。
1957年，周总理在紫光阁接见文艺界人士，也给萧乾发了请柬。萧乾找到刘白羽说，我写的文章受了批判，能去参加这个活动吗？刘白羽说，总理请你去，你怎么能不去？开会那天，萧乾很长时间一个人坐在边上，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更没有人敢和他坐在一起。但是巴金一进来就坐在他旁边，还和他聊天，让他好好检查，好好面向未来。后来总理问，巴金来了吗？巴老才离开他。这件事情给萧乾的印象特别深，在后来痛苦的22年里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改革开放以后，萧乾和巴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有很多次单独接触的机会。1978年3月9日，我们和巴金约在前门饭店吃饭，一起来的还有马绍弥，他是已故作家马宗融的儿子。我们当时觉得他们特别亲密，后来，我们碰到马绍弥的姐姐马小弥才问起怎么回事。马小弥介绍说，他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先后去世了，1948年他们成为孤儿时，马绍弥只有9岁。巴金直接从追悼会上把他们接回家，一直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抚养大。这件事好多年都没有透露过，在巴金和夫人萧珊的通信集里也从没有谈到这件事。
巴金还主持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很多作家优秀的作品。这期间巴金帮萧乾出过一本《南德的暮秋》，是萧乾在国外时零零星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作品。萧乾在国外生活比较飘荡，他自己也不大在意，很多作品都失散了。这本《南德的暮秋》中，很多篇目都是巴金帮萧乾从大公报上剪下来，帮萧乾收集起来的。
应设立“鲁迅日”和“巴金日”
我觉得，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去过绥远两次。第一次去，他只看见那里的风景优美；认识巴金后再去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人民的疾苦。所以，如果萧乾不认识巴金，也许会走沈从文、汪曾祺的路。
1997年，“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萧乾在病房里用铅笔为研讨会写去贺词。贺词是这么写的:“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30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70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现在巴老也去了，只相隔两天时间。这让我感觉，现代文学的传承也在渐渐模糊。当代有些作家太浮躁，他们的作品我怎么也看不下去。我曾写文章说，中国应当设立“鲁迅日”和“巴金日”，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我们的前辈，延续现代文学的优秀传统。
采写:本报记者 蒲荔子
作家李国文:
在巴金面前，我们应感到惭愧
巴金老人去世了。在我看来，他的文学精神就是留给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这种文学精神是贯穿他一辈子文学生涯的，集中表现在巴老深深地眷恋着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自始至终都把他个人的命运同时代、国家、民族、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和大悲悯的气度，凸显出一位作家该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良心。
巴金是镜子照见我们的不足
巴金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今日的种种不足。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对于事业孜孜不倦的认真和执著，对于追求自我完善的不懈努力。无论一生境遇起伏跌宕，在“文革”中受到多大的冲击和委屈，他对文学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的文学精神在当下更催人反省深思。在他面前，我们应当感到惭愧。
前段时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副标题有点可怕，叫做:中国文学，离完蛋还有多远？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想想看，为什么巴金的《家》、《春》、《秋》当年能鼓励那么多年轻人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反观现在，为什么文学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遭到漠视？曾几何时，中国是一个多么热爱文学的国度，一首诗从南传到北，感动一代又一代的人，一部小说能在读者心目中激起多大的情感波澜，甚至影响青年人对前途的选择，对人生的思索？现在呢，写诗的、写小说的反倒比读诗的、看小说的多得多。文学被人彻底遗忘了。这真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巴老的文学精神值得怀念
冷静思考个中原因，我想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巴老那一代作家手中的笔与人民的心声息息相关，不盲目照搬西方，不搞崇洋媚外，不自我吹嘘、互相吹捧、胡乱炒作，不写不知所云的东西。这片土地、这个民族的欢喜或者悲哀，就是身为一个作家最大的欢喜和悲哀。而我们现在有很多作家已经堕落了，没有责任感、使命感、背弃了中国文学的传统道德和精神。
在巴老这面镜子面前，想到文学界的逆流，文学圈的尴尬现状，人们不再关心文学、推崇文学的冰冷现实，我们是应当抱愧的。巴老的文学精神是值得怀念的，我由衷地希望此时此刻，我们在寄托哀思的同时，能重新思考巴金的文学精神，它的价值和如何弘扬等问题。这是我们当务之急一定要重视的话题。
采写:本报记者 郭珊
巴金与广东:南国的梦
巴金一生曾做过数次“南国的梦”。
1933年5月到7月间，巴金从厦门经香港到达广州，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宿舍和中山大学的生物研究室中写下他的散文集《旅途随笔》中的许多篇章；其后他曾多次往返于上海、广州、武汉、香港等地，传播着文化的火种。
尤其令巴金难忘的是1962年春节前后，巴金全家在南国度过了一个真正温暖如春的节日，他们的足迹遍及广州、海南岛、湛江、从化、新会等地，除夕之夜还与将出国访问的冰心、杜宣、叶君健等老朋友聚谈。
还记得小时候背诵过的《鸟的天堂》吗？广东新会县“小鸟天堂”在1933年巴金的旅行中曾留下难忘的记忆。那年初夏，他到新会江门郊区篁庄乡西江师范学校看望朋友陈洪有等人，与朋友一同划船游览了“小鸟天堂”，看到繁盛的榕树林，“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这美丽的南国的树”。
也是在这次广东之行后，他写出了一生不断重复的信念“生命的开花”，写了我们熟悉的“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末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的名言。
广东在性格忧郁的巴金生命中投射了一片阳光。他欣喜地称广州是“一个阳光常照的温暖的都市”，“假若我们爱春天爱太阳的话，还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广州二月记》)。
特约撰稿 王晓东
悲悯感伤愤怒和理想主义
洪治纲
巴金先生始终是一个充满了悲悯情怀和忧伤基调的作家。他的所有重要作品，几乎都无法排遣来自灵魂深处的感伤，几乎都笼罩着某种疼痛的氤氲。
但是，巴金先生的这种悲悯与感伤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它的艺术传达，不是基于对自身个人苦难经历的哀婉与倾诉，不是拘囿于创作主体个体生命的疼痛与无望，而是源于他那内心深处深厚的人道主义理想，源于他对人世间平等、自由、博爱等基本生存法则被遗弃的焦灼。也就是说，他的疼痛是来自于不合理的现实秩序对人性的极端压制，他的悲悯是发端于人与人之间平等权利的被褫夺，他的感伤是针对着人与人之间赖以相处的和平之爱的缺失。所以，与同时代的其他感伤型作家(如张爱玲等)相比，他明显地拥有更为博大的苦难襟胸，拥有更为广袤的心灵视野，拥有更为劲强的人格力量。
这一点，在他的《憩园》和《寒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以一种超越历史、超越阶级的生命之爱，写出了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生存之苦和精神之痛；以一种人类景仰已久的悲悯情怀和体恤之心，展示了作家内心深处圣洁的人道思想和良知愿望；以一种诚挚的叙事态度直面着沉重的时代，直面着不幸的命运，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明确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的精神立场。诚如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所说:“您却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生活。”而这，正是一个作家具有世界意义的核心品质，也是整个20世纪现代知识分子伦理操守和卓越人格的代表。
巴金语录
关于人生
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
关于文学
我写小说从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
关于《随想录》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巴金生平及创作
巴金，1904年11月生，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原籍浙江嘉兴，出生于四川成都。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业学校，在校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化洗礼。1927年至1928年在法国留学，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灭亡》发表并引起轰动，开始使用笔名”巴金”。此后20年，他创作、翻译了大量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品。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和作协主席。”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自”干校”回上海。后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的作品经历了几个变化，20世纪3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激烈的情感喷发来倾吐对不合理社会的痛恨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后对现实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开始关注小人物的生存悲剧，发表了《慈园》、《寒夜》等感情更蕴藉、思想更深刻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转向散文创作。经历”文革”后，一部拷问自我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随想录》闪烁着一个历经苦难的世纪老人的智慧和人格的光芒。
(据《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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