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在一个团，他先到北 平，在南方第一团。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从上海同车赴京，在华文学校 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我总是出去找朋友，他却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们常在一起开 会，却很少作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 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 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 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 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 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 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 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 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 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 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 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帐，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 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 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 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 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 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 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 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 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 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 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 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 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 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帐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 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 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 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没法知道更多的详 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 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 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 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嘲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 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 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 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 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 《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 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 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 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 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 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 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 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 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 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 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
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 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 《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 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 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 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 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 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 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 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 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 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 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 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 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 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 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 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 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 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
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 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 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 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 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 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 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 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 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 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 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 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 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 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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