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不止一次说过：《忏悔录》的作者、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卢梭是教他“讲真话的启蒙老师”。让—雅克·卢梭（1712—1778）生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自幼丧母，寄人篱下，十四岁被迫外出谋生，长期过着衣食无着的流浪生活。他在社会中广泛地接触了下层人民，对封建专制社会中的不平和人民的苦难有深切的感受，在心里“种下了反对不幸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根苗”。在不同的条件下，他刻苦学习、钻研音乐和各种学问，应征撰写有关科学、艺术、人类不平等起源等方面的文章，阐述自己对时代、对社会的观点。
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理论著作《民约论》和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爱弥尔》都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应。《爱弥尔》反对统治阶级用道德礼教、宗教思想束缚儿童的智力，遭到封建当局的反对，下令焚烧该书，并要逮捕作者。卢梭不得不逃亡国外。
《忏悔录》是卢梭晚年之作，记载了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历数了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与不平。他极其大胆地坦露了自己的言论与行动，不加掩盖，不作修饰。这是一部自传，名曰“忏悔”，实际更像一部控诉书，控诉封建的专制、宗教的愚昧，展示了资产阶级个性的本质，宣扬了民主主义思想。卢梭说过：“一切财富中最珍贵的是普遍而抽象的真实。没有它，人就会盲目，它是理性的眼睛。正是由于它，人才学会做人，成为他应该成为的样子，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走向他真正的目标。”
巴金很早就开始阅读卢梭的著作而且从中受益匪浅。
1927年，二十三岁的巴金前往法国求学时，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里。公寓离安葬法国名人的先贤祠不远。巴金常去那里，拜谒卢梭的铜像。他望着这位“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卢梭，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与悲愤。
那时，有两种痛苦萦绕他的心头。一是思乡之苦，思念祖国，思念亲人，因为祖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遭受屠杀。二是为两个意大利工人而痛苦。这两个人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押了六年。法国人民为声援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巴金读过“死囚”之一樊塞蒂的自传，里面的话使他激动不已。樊塞蒂说：“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巴金觉得樊塞蒂说出了他心里的话。
正是这种痛苦使巴金拿起笔来，坐在没有阳光的潮湿的五层楼上的斗室里，闻着煤气和洋葱的味道，在巴黎圣母院报时的沉重的钟声中，开始写小说，让痛苦、让寂寞、让热情化成一行行的字，留在纸上。
1939年春，巴金在上海撰写了几篇散文，谈到了卢梭。他用热情的语言描绘了这位“日内瓦公民”晚年贫苦的生活，同时写了崇拜卢梭的年轻人罗伯斯庇尔，还谈及卢梭的著作如何激动了全法国的良心，如何构成了马拉的思想，使其成为卢梭的弟子。卢梭的著作如何培养了一个没落贵族的女儿哥代，被西方历史学家称为卢梭的女弟子。巴金认为哥代狂热地读着卢梭的著述，然而实际上她并不了解卢梭。巴金说：“撇开了被压迫、被虐待的阶级，杀害了人民的朋友，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为卢梭的弟子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巴金在一篇文章中说：卢梭“永远是我的鼓舞的泉源”。卢梭的名字、卢梭的形象一直活在巴金的心里。
1979年，相隔五十二年后，巴金再次前往巴黎。他思念他的启蒙老师，专程去谒见熟悉的铜像。可是那座拿着书和草帽的卢梭铜像不见了。二战时，铜像被德国纳粹党徒毁掉。战后，法国人民为卢梭重新塑立了一座雕像。这次是一位哲人的形象。雕像耸立在广场中间，周围有数不清的汽车。巴金走到像前。当年的景象一幕又一幕浮现在眼前。他想到多少个下着小雨的黄昏，站在像前，抚摸着冰冷的石座，对屹立的巨人倾吐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和痛苦。渐渐地他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1980年10月26日巴金在《探索集》后记中说：“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梭。”他从卢梭那里“学到诚实，不讲假话”。
1981年9月巴金第三次访问法国。他去参加第四十五届国际笔会的里昂大会。除会议之外，他谢绝了一些团体和个人的邀请，留得一些空闲时间由自己支配。他在一位法国书商开办的凤凰书店见到一位夫人。那位夫人带着一本新出版的巴金的短篇集《复仇》，请他签名。巴金回忆说：他觉得从书的封面上似乎看到了二十年代一个中国青年的面影，“我好像做了一场大梦，我不再是那个在卢梭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轻学生了，我有了那么多的朋友……”他再次来到卢梭像前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卢梭的话语似乎永远响彻在他的耳际。
1983年10月22日巴金住进医院的前一天，在为《新文学大系》作序中又一次提到卢梭：“我的第一本小说在国外写成，我说过《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
巴金说的“讲真话”就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自从他从卢梭那里学到了“讲真话”以来，几十年来，不管风云变幻，他毅然地、百折不挠地坚持了这一信条。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