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巴金“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巴金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那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那时，他常去马房，躺在老周的烟灯旁，听他讲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老周总要教育他：“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他还时常去厨房，帮着烧火。坐在灶前的石头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进去，结果常常把火弄灭了。这时，老周就把他拉开，用火钳往灶膛里捅几下，火又噌地烧起来了。老周放下火钳，关照巴金：“你一定要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这些，恰恰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是为人之本。

　　我们可以读到巴金这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自由。”

　　他善待每一个人。上世纪50年代，作家萧乾被批判。只有巴金，在公众场合，大声地唤着他，大方地坐在他的一边，关照他：要谦虚，要谨慎。“狠狠挖出自己的心。”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奉献给社会的最为恢弘的财富。

　　1978年的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枷锁还没有打开。75岁的巴金，思想却异常的活跃和深邃。那时，他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觉得应该先将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于是，他写下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没有想到，这一写就是8年。他的思考越来越深邃。

　　当全部150篇刊完，《随想录》合订本出版时，巴金在《合订本新记》一文中写道：“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历史又过近20年，人们对于《随想录》的认识更为清晰、深沉：

　　“这是一部反映了我们时代声音的大书。从众多的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和历史发展的一个清晰面貌。里面包括了作者对于精神文明和道德情操的富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光辉。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著名作家冯牧说。“我也把火传给别人”

　　1984年，巴金出席在东京召开的第47届国际笔会。会上，81岁的老作家无限深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

　　“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正是在这种高尚的精神支配下，巴金在百年中国文坛，点燃3把熊熊大火：

　　———是他1300万字的不朽著作和译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部分极为精彩。《家》、《春》、《秋》、《第四病室》、《憩园》、《寒夜》……他的许多作品，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奠基作、代表作，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在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不可估量的作用。

　　———是他在出版岗位上，为文学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1935年，正是巴金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他却以极大的热情做起了出版工作。上海沦陷以后，巴金把这个小小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到广州、桂林、成都、重庆等地。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家；沈从文、鲁彦、张天翼、黄源等当红作家；曹禺、艾芜、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刘白羽、陈荒煤、端木蕻良等尚不见名传的作家，都被巴金团结在这一阵地上。

　　———是他倡议建起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巴金梦想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耸立在北京朝阳区，历史经过了20年。在巴金心里，建一个文学馆远比自己再写几本书重要得多。他不仅倡议，还率先捐出自己的存款、藏书、文献，甚至向国家领导人致信求援。他说：“我绝不是为自己，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新华社记者赵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