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华艾克医院中医师孙尚见拜中国中医研究院周超凡研究员为师,并在杭州举行拜师仪式。这件事看似平常,但它为当代民间中医的培养和提高恢复了传统渠道,把尊重和培养民间中医的传统光明正大地带进了和谐社会,其时代意义不容忽视。
中医和中医教育一直像母鸡和鸡蛋一样共同存在,不可分割,古代的中医教育最初是单一的师承制度。父子相授,师徒相授,学术相传,门户相继。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和刘宋政权首先创办了集体的医学教育即学校教育,以后,唐代有大医署(其规模达340-380人),宋代有太医局、清代有太医院。但师带徒的教学模式始终在民间代代相传。
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弥补中医学校教育的不足、迫切抢救中医人才,卫生部门曾提出“50万中医带50万徒弟”的设想,各地纷纷响应,师徒情绪十分高涨,但终于因为这样一个号召未能取得人事指标,培养出来的学徒没有学历,没有身份,不管分配,没有“饭碗”,许多人的结局相当悲凉。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大力倡导下,中医的师承教育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并在90年代初由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人事部联合召开了拜师大会,但只是解决了公立医院内国家编制的中医队伍部分人员“名师带高徒”的问题。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政府对民营医院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思想观念上往往把在编的、国家的、公立的、正宗的、主流的与编外的、民间的、私营的、在野的、另类的分得太清。我们有些地方的干部缺乏一种以国事为重的责任心,缺乏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富,莫非王经”的博大胸怀。事实上,在编医生、民间医生,都在为人民健康服务,在一个和谐社会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学习型社会里,大家都有学习进步的权利;在一个提倡公平的社会里,大家都有晋升向上的机会。今天我们关心民间医生的业务学习,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
周超凡研究员和国内著名中医陆广莘一样,都是中医研究院的研究员。研究员的身份掩盖了他们的临床声誉,因而未列入前后500名带高徒的名师之中。今孙尚见求知而得真神,拜倒在周超凡老师足下,亦给周超凡先生提供了一个释放能量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