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报报道】本报记者　陈璐　实习记者　王晓燕今年43岁的朱文光是个有故事的人，他从事专业打拐，11年间解救回四川的被拐卖妇女、儿童，仅记录在案的就达160余人。因此，他被外界冠上了“私人侦探”、“打拐英雄”、“中江佐罗”，以及“千里独行侠”的称号。美国《新闻周刊》在2001年还曾到中国跟踪他半月，报道他的打拐经历。10月17日上午，记者拨通了朱文光的电话。那头非常吵，汽车鸣笛，人声鼎沸。“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正在广州，住的这家宾馆比较便宜，就在大街旁，所以外面有点吵。”朱文光提高了声量，“我大声一点，这样你才能听得见。”但是，朱文光一口地道的四川话，又成了他和记者沟通的障碍。“我的普通话也不好，要不，我说慢一点。”就这样，采访足足进行了三个半小时。2004年4月，朱文光曾在四川省中江县中华龙武术学校挂牌成立“佐罗解救中心”，希望能够成为我国首个民间专业“打拐”机构。然而5月初，该中心就因无法进行工商注册而被迫叫停。“这是去年的事情了。我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现在，我不仅到全国各地打拐，还帮助民工讨要工钱。这不，我来广州就是帮助老乡的一个女娃娃来追要工钱了。”电话里传来了他爽朗的笑声。朱文光的笑中有苦涩。被外界称为“民间打拐第一人”的他，11年来几乎是形单影只地走遍了全国各地。而打拐和帮民工讨要工钱的工作，让他到如今还是一贫如洗。但他并不觉得委屈，用他的话说：“我解救的那些娃娃家比我还穷，叫我怎么忍心向他们要钱呢？”

　　“救救我，我要回家”

　　朱文光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永安镇，18岁那年参军。1985年复员后，他当过矿工、乡村基层干部、保安。1992年，朱文光在中江县公安局保安公司作保安。“我就是从做保安的时候开始从事打拐工作的。”朱文光向记者回忆起了他的第一次打拐经历，“大概是1994年初春的一天，我还记得是上午，天气不错。正在上班的我接待了一位中年妇女，她是向公安局求助解救她21岁的已婚女娃娃周立（化名）的。她一边哭一边告诉我，3个月前，周立被人以3600元的价格拐卖到内蒙古武川县一个姓徐的人家。我看得出，她此刻的心情肝肠寸断。”朱文光见状，向单位主动申请，在3名家属的陪伴下前往解救。“武川县在中蒙边境，我乘从成都经兰州转包头的火车，在硬座上足足颠簸了4天4夜。下车当天我就来到武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请求协助解救，好客的蒙古族警官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见我衣着单薄，警官们还将一件皮袍子和一双马靴借给我御寒，这让我心里暖和了许多。”第二天上午9时许，朱文光和3名当地刑警开着吉普车出发了。“吉普车在跑完50公里的柏油路后，我们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司机只得靠指南针和地图在草原上行驶，大概6个小时后，我们才找到了周立住的地方。”接下来的这一幕，让朱文光一直无法忘怀，“我是扮作协管员上门查户口的。在一间低矮的黑屋子里见到了周立。她听出了我的乡音，明白我是来救她的。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我哀求道：‘救救我，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着跪在地上的她，我被震撼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她带回家。”“我迅速拿出手铐将周立的一只手与自己的一只手铐在一起，拉着她就往门外跑。她的‘丈夫’发觉后，堵在门口不让我们离开。同时，他还吆喝上百名村民把我们团团围住。正在这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帮助下，当地负责人赶来了。在他的劝解下，徐家才不得不让我们带着周立上了车。然而，就在离开村口不到3公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在车后响起。原来，徐家带着10多个亲戚骑马追来，他们拦住吉普车企图冲上车抢人，3名刑警不得不再次拔出手枪，双方发生对峙，眼看一场流血事件不可避免。在紧急关头，幸亏当地负责人也骑马追上来，我们才得以脱身。”在回家的火车上，朱文光才知道周立新婚不久就被人贩子拐卖，“为防止她逃跑，她的‘丈夫’还将她用铁链拴在床角，这个娃娃受尽了折磨。甚至，在火车上，她还惊魂未定，大小便都失禁了。”周立悲怆的面容，在朱文光心里久久难以释怀。这次远行也让朱文光从此走上了“打拐”之路。

　　奔赴开封抢回“包身工”

　　朱文光告诉记者，从事打拐的这11年，虽然每次解救行动的当时他都没有恐惧，但结束后还是会后怕。比如，去年他到开封抢回“包身工”。“慢慢地，我打拐有了些名气。不少人来找我帮忙解救他们的娃娃、亲人和朋友。去年8月，我接到了一个老乡林玉芳的请求，帮忙救救她的丈夫邓荣德。根据林玉芳讲述，6月11日，老邓外出打工，从德阳坐火车转道郑州前往邯郸一煤矿。第二天下午，在郑州火车站买车票时，老邓发现衣兜被划破，仅有的110元被偷，他忙给邯郸的老乡打电话求助。打完电话后，老邓坐在候车室，一名20岁的小伙子走上来同老邓搭讪，小伙子说他姓周，也是四川人，可以在郑州给他介绍工作。小伙子将老邓带到郑州城郊一居民家里，称这是他姐姐家，同屋还有一名四川妇女及一个有点痴呆的男子。老邓了解到，他们也才从火车站过来，等待老板面试。当晚，3名打工仔睡在屋里的地板上。”“隔天，一名自称姓廖的老板来了，说他的砖厂包吃包住每个月800元工资。说完，将3名打工仔拉上一辆黑色小车，直奔郑州汽车站。随后3人又被塞进一辆汽车，4个多小时后，被送到一个名叫‘西马庄’的小砖厂。不久，就有一名工友悄悄对老邓说，老板花了1000元买到他们3人。”朱文光叹了口气，继续说，“老邓哪想到噩梦才开始，每天凌晨1点半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每天睡不到两小时，于是老邓常常在做工时会打瞌睡，但只要被工头发现，就遭来一顿暴打。而和老邓同来的一个女工更是时常被打得鲜血淋淋，随后不久还被老板的一个亲戚霸占为妻。”“你可能会问我怎么当时就把老邓的情况摸得这么详细。说来这个老邓也挺机灵的：7月底他领到了到砖厂的第一笔工资：10元。因此他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描述了自己遭遇的事。林玉芳又惊又喜，喜的是消失一个多月的丈夫终于有了音讯，惊的是丈夫被卖到黑砖厂，处境危险。”正说着，朱文光咳嗽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他有些抱歉地向记者解释道：“这几天着凉了，身体不太好。不要紧，我继续给你说。”“林玉芳来向我求救。义不容辞啊，8月2日，我到开封和老邓的家属集合，之后我们一行4人租车从开封出发，找到老邓所在厂房的集镇。我根据来电显示查找话吧，而老邓的一名亲属则在集镇上寻找老邓，突然我的手机响了，老邓的亲属说他已经看到老邓，还有四五人跟在老邓后面。”情况非常危急。“我也看到了老邓，可以确定他后面的是监视他的人。于是，在他们越走越近，离出租车不到一米远的地方，我闪电出手，一把将老邓塞入车中，‘快上！’出租车迅速驶离现场。还没开出集镇，一辆小车追了上来，在一个三叉路口，出租车终于甩掉了后面的追车，大家才松了口气。”朱文光感慨地说：“说实话，那种场景只有电视里看过，非常紧张，让人窒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几个老邓后面跟着的人，都是当地的流氓，经常打人，无恶不作。现在想想，真的心惊胆战。”

　　6斤干胡豆和1米深的臭水沟

　　2000年元月，朱文光离开保安公司，开始民间个人打拐。开不到介绍信，朱文光就把新闻媒体有关他事迹的报道背在身上，当成介绍信，居然很管用。他说：“我这碗饭全靠新闻界的朋友。”每到一地，他都成为新闻界追逐的明星，当地警方也会给他很多方便，他接手的活儿95％都能成功。2003年6月，朱文光接到了一个由内蒙古打来的求助电话。“她叫阿莲，她的声音让我震惊，肯定是个娃娃，那么稚嫩，那么天真。她说自己现在生活困难，急需回家乡四川，希望得到我的帮助。”“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阿莲家里有两个哥哥，但都是智力残障，只有她长得聪明乖巧，深得父母喜爱。1993年9月，16岁的她为了替家庭分忧，独自一人到成都西门劳务市场找工作，被一女人贩子拐卖。”说到这里，朱文光的声音有些颤抖，“阿莲被骗至内蒙古丰镇市浑源窑乡平顶山东夭村，以4200元卖给一个44岁的男人为妻。她不堪忍受屈辱的生活，两次偷跑都被抓回来，遭到毒打，右手被打断。她用一块手表买通本村一青年，让其偷偷将自己写的信寄回家。”“阿莲父亲收到失踪女儿的来信，心如刀绞，愁眉不展。父亲只得变卖耕牛、粮食和女儿被拐卖前睡的床，才凑足1800元盘缠。当他知道女儿求助于我的时候，他也求我帮助解救女儿。说实话，这倾家荡产的1800元肯定不够开销。我就叫他回家炒一口袋干胡豆（即蚕豆），自己挎上部队留下来的军用水壶，悄悄揣上1800元以备急用。”这次解救共用了8天时间，朱文光他们一行的食物基本依靠这6斤干胡豆——全程只另外吃了5顿饭。“即便这样，后来我还是不得不贴进了‘备用款’。”但这次经历给朱文光留下的最深记忆不是饥饿和寒冷，而是疼痛。“当我和丰镇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刘副队长把少女弄上车开出几里远，她的‘丈夫’吆喝大批牧民手持铁镐、马鞭和猎枪策马追了上来。我把吓得发抖的少女铐在车上，自己和刘副大队长被强行拖下车，被推到路边坡下1米深的臭水沟里。当时我满身衣裤都被臭水浸透了，艰难地想从臭水沟里爬起来。谁知道两名彪形大汉冲上来，像老鹰捉小鸡般把我抓起来丢在地上。听到‘打死四川这个矮鬼’的咆哮声，我根本不敢再爬起来。同时，我看到刘副大队长也被打倒在地，就急中生智示意队长装死，等待救援。”幸亏当地乡政府获悉朱文光一行被围攻的消息后，20余名乡干部驱车前来解围。在他们的干预下，朱文光一行才虎口脱险。

　　解救也有意外结局

　　朱文光笑着对记者说：“11年的打拐经历让我的人生如此丰富，其中也有让人意外的结局。”“2002年2月11日，我接到求助前往安徽省霍邱县彭塔乡，解救一名在2001年年底被拐卖的四川的17岁女中学生李燕（化名）。当天晚上，我和她的妈妈、舅舅匆匆来到当地派出所，向当地警方汇报了情况，请求支援。当时，李燕的妈妈还东挪西借凑足了4000元钱，作为我们一行四人的打拐费用。”朱文光说，“听了我们举报后，当地派出所立即查询户籍档案，找到了女孩居住的王姓人家的详细住址。”夜深了，村子里黑灯瞎火，只有不远处传来狗叫声。解救人员深一脚浅一脚，终于摸索到了这户人家。“接下来的工作非常顺利，李燕正在家里。不过，见到家乡来人，这个17岁的娃娃非常平静，既没哭，也没笑。这一点让不远千里赶来的我颇感意外。在当地派出所里，李燕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缓缓说出了她的经历。原来，是中间人和李燕的父亲把她带到彭塔乡的，而且她的父亲还在彭塔乡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李燕还表示，自己现在愿意留在这儿。李燕被她父亲带过来的说法，不久后也得到了派出所的证实。当地派出所指导员告诉我，他们了解到，李燕被带到王家后，王家共支付了10460元钱，其中李燕的父亲拿走5000元，剩下的钱给了所谓的中间人。李燕的父亲至今也没有回四川老家。”沉默了一会儿，朱文光说：“这个结果是我根本没想到的，让我既失望，又气愤。”说起这些年从事专业打拐的收入，他很爽快：“我每接一笔‘单’，家属得有派出所出具其家人被拐的证明以及受害人写回来的书信，双方签订协议，要是没解救回来，我分文不收。成功了，每人收取1200元费用，包括误工费、电话费等一切费用。但往往受害者家属拿不出钱来，在多次的解救行动中我还倒贴了不少钱。”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到，其实朱文光家日子过得很艰难，现在一家人还在中江县城租房生活。“是的，我们一家到现在还没有房子。不过我爱人在家乡开了一家茶楼，基本上生活靠这个维持。我的爱人和女儿一开始都不同意我打拐。每当家里有些积蓄，我就把它用在了解救那些被拐的娃娃上。为这个事情，我爱人没有少唠叨。女儿更是有意见，去广州打工两年，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不过现在好了，她们渐渐理解我了，也开始支持我的工作了。”说起昙花一现的“佐罗解救中心”，朱文光郑重地表示：“尽管我成立的‘佐罗解救中心’因为缺少相应的手续被叫停了，但现在我仍然想注册一家正规机构。除了一些人为的干扰和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外，困扰我的还有资金问题。而我们本地的许多企业对我的工作要么不理解，要么不敢介入。如果哪里的企业、基金会或者慈善家愿意帮助我，我在注册后将聘请律师一起工作，目的是能让解救工作在法律的框架内正常运转。”